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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西方汉学家论中国）

发布时间：2023-06-13 20:03:41 稿源：创意岭阅读： 72

大家好！今天让创意岭的小编来大家介绍下关于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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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的哲学专业怎么样
如何推动西方汉学发展
哪本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书籍写得最好？
欧美汉学研究的历程,对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什么启示？

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西方汉学家论中国）

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院的哲学专业怎么样

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类的专业大概有这几个方向，竞争也不是特别激烈，来考试的基本上也是二本专业的学生，也不会有什么歧视的

科学技术哲学(010108)
该硕士点有教授7人、讲师2人。主要在三个方向上开展学术研究：
1．技术哲学。主要探讨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技术哲学基本理论问题，技术哲学与工程科学的关系，技术创新的主体、过程、机制，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等问题。
2．科学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哲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科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成果与方法，对科学哲学进行深入研究，从文化和哲学的双重角度研究科学技术，形成科学技术哲学的文化向度。深入研究现代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和伦理问题。
3．环境哲学。主要从事环境哲学的理论研究，包括环境哲学的基本理论、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各个学派的评介，涉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生态哲学问题和现实环境问题研究，主要侧重于工业生态学及其具体实践——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和清洁生产相关的政策研究。
该硕士点所在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作为“985工程”二期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科技伦理与科技管理研究中心”的组成部分，近年来获得十余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及博士点基金和辽宁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金的项目资助，与德国、美国等国学术界同行有长期稳定的学术合作。在国家级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国家级期刊发表多项学术成果。
该专业毕业生可在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科研管理、企业创新管理等工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010101)
该硕士点现有教授4人、副教授1人、讲师4人，部分教师具有在国外留学、从事国际合作研究或进行学术交流的经历，与国外一些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较为广泛的联系。该硕士点主要在五个方向上开展学术研究：
1、文化哲学。主要研究文化哲学理论，对中外文化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承继其中的优秀成果，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体系。
2、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科技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思潮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问题。
3、政治哲学。主要研究政治哲学理论，总结中外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开拓政治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体系。
4、现代性研究。主要从哲学的层面评介现代性理论的各个流派，反思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形成多元现代性的视野，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5、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流派，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形成全球化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角。
近几年在学术研究中，开展了广泛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和科研活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部分成果进入国际学术前沿，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先后承担或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5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3项、辽宁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6项。已经出版的主要专著和教材有：《文化哲学思潮简论》、《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研究》、《文明城市论》、《Confucianism
in the Eyes of a Confucian Liberal: Hsu Fu-Kuan’s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onfucian Political Tradition》、《哲学的文化转向》、《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及其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下卷）、《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论》等20余部，其中《文明城市论》获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多篇获省部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毕业生可在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科学研究、教学或管理等工作。

外国哲学(010103)

该硕士点现有教授4人、讲师2人，部分教师具有在国外留学、从事国际合作研究或进行学术交流的经历，与国外一些院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较为广泛的联系。该硕士点主要在四个方向上开展学术研究：
1、西方哲学史。以西方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为背景，结合科技史的发展，展开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围绕西方哲学史中的主要和重点问题、流派及其重点人物展开研究，揭示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历史脉络。
2、西方政治哲学。了解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脉络和主要成果，从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高度把握社会政治生活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围绕重要和核心的观念、问题、流派乃至人物进行研究，展现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面貌，进入西方政治哲学理论前沿。
3、语言哲学。西方哲学发展中的语言转向；涵义与指称理论；语言的意义和证实；“图像论”、“使用论”与语境；行为反应论与言语行为理论；语言的表达与理解；自然语言句法分析；逻辑分析方法。
4、现代西方哲学。研究20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重点人物的哲学思想及其哲学走向。
注重结合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史、科技史进行研究，形成西方哲学史、西方政治哲学、语言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具有优势的研究领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出版专著3部，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类课题12项。毕业生可在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科学研究、教学或管理等工作。
中国哲学(010102)
该硕士点现有教授2人、讲师3人，目前主要在五个方向上开展学术研究：
（1）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研究。探析当代中国文化哲学主要流派（如大陆唯物史观派、台港自由主义西化派、及当代新儒家等）的本质特征、主要代表人物、演进的规律、以及各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
（2）儒家哲学。研究范围包括先秦儒学、汉代儒学、唐代经学、宋明理学、当代新儒学等等，反思儒学发展的历史，考察它如何同道、佛、西方哲学等相融合而展现出新的形态。
（3）道家哲学。探讨中国历史上的道家思想的主要内涵及发展流变的真实情况，研究道家哲学思想在历史上及当代可能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4）中国政治思想及中西政治哲学比较。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代表性的人物、流派和思想观点，并将其与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观点进行比较性的分析与研讨，把握中西政治思想的精髓，探索中西政治思想精华之创造性融合的方法和途径。
（5）西方汉学界的中国哲学研究。旨在考察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从而拓宽我们国内中国哲学研究的视角和视野，并促进中西哲学思想之间的相互交流、激荡与发展。

该硕士点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部分教师具有海外学习及执教经历，在近几年的学术研究中，展开了较为广泛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和科研活动，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科研课题4项，主持校级教改课题2项，出版专著5部，累计发表论文60余篇。该硕士点所在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毕业生可到高校、科研机构、新闻出版、政府、企事业单位等从事相关工作。

如何推动西方汉学发展

首先，要了解各国汉学研究的历史与传统。每个国家对中国的研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摸清其历史和传统应该是与其对话的基本要求。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国际汉学》《世界汉学》《汉学研究》已经成为重要的学术阵地，“海外中国学书系”“国际汉学研究书系”等多种系列丛书在学术界受到了欢迎。我们对世界各国的中国文化研究传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其次，要注意海外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和文化背景。西方的中国研究是在西方的学术背景下展开的，他们的基本理论、框架、方法大都是西方的，因此，对待域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应从跨文化的角度加以分析和研究，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最后，积极与海外中国学展开学术互动，建立学术的自信与自觉。在当前的世界学术话语中，无论人文学术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的学术话语。中国研究这个原本需要我们掌握话语权的研究领域，在国际范围起主导作用的仍是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者，这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十分明显。这种状况近年来有所好转，但基本格局尚未改变。因此，我们走向世界的第一步是了解海外的中国文化研究，同时我们所面临的第一波学术论争也可能是和西方的汉学家们展开的。在解释中国文明与文化，在解释当代中国的发展上，西方中国学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中有些对我们很有启发，值得我们深思。所以，在与国外汉学家打交道时，文化自信是一个基本的立场。

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西方汉学家论中国）

哪本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书籍写得最好？

美国文学理论家雷纳·韦勒克在他的经典之作《文学理论》中，质疑文学史的书写：写一部文学史，即写一部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书，有可能吗？因为大多数注明文学史的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文学作品的印象与评价。

《剑桥中国文学史》之所以在众多同类著作中如此引人注目，表面上是因为此书的编撰囊括了了西方汉学界众多研究中国文学的知名学者，孙康宜和宇文所安的主编，艾朗诺、傅君劢、康达维、田晓菲、商伟、王德威等等分别撰写不同的章节，基本上代表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最高成果。但是在我看来，除了以上提及的原因，本书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缘由，考虑到这套上下卷的中国文学史，绝大部分的章节都是对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诠释，涉及到现当代文学的部分少之又少——尤其是简体版中又删去了1949年以后的部分章节——我们可以说，这是西方文学观念解读中国传统文学的集之大成者，尤其是引入现代性的观念，让传统文学复活于当下的时代语境中，可谓新颖而夺目。相对于那些固守着一种本土观念，甚至不惜用政治和意识形态当作指导思想的文学史书写，《剑桥中国文学史》引入的不仅仅是新的文学史写法，也是观念的碰撞，思想的冲击，最终激荡而引发的文学史新格局的排列组合，有望改变当下的中国文学研究的陈旧范式。

我们不妨借鉴下另外一种文学史的写法，俄国学者德·斯·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下卷）。米尔斯基是著名的文学史家、批评家和文艺学家，同时也是重要的俄国政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时用俄英两种语言著书撰文，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欧和苏联文学界、知识界极为活跃的人物之一。若用一个概念来归纳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所体现出的文学史观，或许就是“折中主义”，即若干貌似相互对立的美学观和文学观之调和或曰融合。米尔斯基是想写一部“纯粹的”文学史，“文学的”文学史。在这部文学史的字里行间，米尔斯基似乎始终在刻意排除各种“非文学”因素，他在下卷序言中这样申明其写作立场：“西方的俄国文学史家自一开始便惯于告诉其读者，俄国文学有别于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学，它与政治和社会史的关联更为紧密。这绝对不是实情。俄国文学，尤其是1905年后的俄国文学，其非政治化几乎令人震惊，如若考虑到它所见证的那些巨大政治灾难。即便诉诸‘政治’主题，当代俄国作家其实仍是非政治的；即便他们进行宣传，如马雅可夫斯基，这宣传在他们手中亦为手段而非目的。”

相对于上面提到的两本书的厚重，这本《红书》也丝毫不逊色，我们甚至经常说这是一本天书。2009年9月，荣格的《红书》英文版上市，成为了当年出版界的一件大事。这本奇特的书，高46厘米，宽31厘米，与报纸幅面相当，厚416页，重达4公斤，定价195美元，是瑞士心理学家和分析心理学创始人卡尔·荣格记录个人梦境、灵魔与精神追寻历程的作品。在出版之前，只有少数几人耳闻目睹过此书，因为内容过于个人私密，荣格生前曾嘱咐过家人不得外传。1961年荣格去世，其后五十年间，荣格家人仍然拒绝出版此书。直到新世纪后，他们开始意识这本写满了拉丁文、德文、希腊文、以及荣格亲笔绘制许多插图的书对“荣学”的研究大有裨益，才决定授权出版。此书对荣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用剑桥大学的印度裔学者沙姆达萨尼的话说：“十九卷的荣格全集，皆为《红书》的注释，那是荣格终生心理意象的原始素材。”某种程度上，《红书》可以看作是一本探索荣格内心无意识心理活动的自传。它记载了荣格在1913年到1930年间对各种梦境和幻觉的自我描述和分析。

欧美汉学研究的历程,对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有什么启示？

作者：CHEN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62730059/answer/949423595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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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译为Sinology或Chinese studies），是一门西方学者通过中国思想、中国语言、文学、中国文化和历史来研究中国的学科，通常指的是西方学术，本文主要介绍西方汉学。

西方汉学

始于17世纪

最早学习汉语的西方人是16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传教士，他们试图在中国传播罗马天主教。西班牙早期的多米尼加传教团在马尼拉经营着一家印刷厂，并且在1593年至1607年之间为中国移民社区制作了四本天主教教义作品，其中三本为古典文言，另一本为古典文言和福建方言的混合物。

与由著名先驱利玛窦（Matteo Ricci）领导的耶稣会士在中国大陆的成功相比，多米尼加人在中国人中的成就显得尤为苍白。利玛窦于1583年到达广州，并在中国度过了余生。不同于他的大多数前辈和同时代人，利玛窦并不认为中国人是“异教徒”，而是将他们视为“志同道合之人”。他像当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学者一样去研究中国儒家经典，以便以自己的语言向中国文人介绍天主教的学说和欧洲的哲学思想。

这是西方汉学研究给对中国学术研究发展带来的第一次启示。

18世纪

在启蒙时代，汉学家开始将中国的哲学，伦理，法律制度和美学引入西方。尽管这些思想文化存在一定的不科学和不完整性，但他们的作品激发了符合当时中国特色的发展以及一系列中西文化的碰撞与思辨。当时，汉学家经常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开明的王国，将其与刚刚从黑暗时代崛起的欧洲进行比较。其中对中国感兴趣的西方学者中，比较被广为人知的就是伏尔泰。

在法国，对中国汉学的研究始于路易十四时代。1711年，他任命了年轻的Arcadio Huang来编录皇家中文文本目录。Arcadio Huang在ÉtienneFourmont的帮助下，于1742年发完成了这部分工作。

1732年，圣会的一名传教士从在那不勒斯创建了欧洲大陆的第一所汉学学校:“中国学院”，成为今天的那不勒斯东方大学。

这是西方汉学研究给对中国学术研究发展带来的再次推进。

十九世纪

在十九世纪，耶稣会士学者传达的中国儒家的形象在当时主导了西方思想。虽然欧洲有些人学会了说汉语，但大多数人学习的是书面文言文。这些学者通过批判性注释翻译进入了所谓的“传统注释”中。这种对经典文本翻译的强调抑制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使用或对其他传统文本的比较，这一阶段有学者称之为“语言学上的分裂”。随后，世俗学者逐渐超过传教士，在20世纪，汉学逐渐在西方大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十世纪及以后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巴黎为基础的汉学研究一直主导着西方对中国的学习。Paul Pelliot，Henri Maspero和Marcel Granet都发表了汉学基础研究著作，并以此培养学生。

俄国汉学学校主要集中于学习古典汉语文本。例如，俄罗斯汉学家朱利安·舒茨基（Julian Shchutsky）的贡献尤其宝贵。他全文翻译的易经是当时最完整的版本。

现今，各个国家争相研究汉学，以求一窥中国发展的“潘多拉之盒”，如美国汉学，以研究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为主要内容。欧洲汉学，以研究宗教与传教士的中国文化问题，以及现当代中国问题为主要核心。东亚汉学，以日本、韩国、越南为中心（日本汉学、高丽汉学、越南汉学），研究中国自古以来到现当代所有的中国文化内涵。

总之，欧美汉学研究，对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必将在持之以恒与潜移默化中带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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