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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变迁史（黄河变迁史书籍）

发布时间：2023-06-30 16:29:08 稿源：创意岭阅读： 1321

大家好！今天让创意岭的小编来大家介绍下关于黄河变迁史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目录:

1、《唐朝历史的教训》pdf下载在线阅读全文，求百度网盘云资源
2、汤都到底在哪里？——一个简单的推理
3、求古代黄河大水灾
4、奄国的商朝属国

黄河变迁史（黄河变迁史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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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历史的教训》（岑仲勉）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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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唐朝历史的教训

作者：岑仲勉

豆瓣评分：8.1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9-1-1

页数：224

内容简介：

看得见多深厚的历史，就能拥有多深邃的未来

◎历史的教训经典系列图书，包括《秦汉历史的教训》《三国历史的教训》《唐朝历史的教训》《明朝历史的教训》《清朝历史的教训》，上市半年狂销30万册！深受历史类读者喜爱！

◎《唐朝历史的教训》作者岑仲勉，他是在唐史研究领域唯一能与陈寅恪分庭抗礼的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在唐史研究方面造诣颇深。

作者简介：

岑仲勉，学名铭恕﹐字仲勉﹐别名汝懋，广东顺德人，是在唐史研究领域与陈寅恪分庭抗礼的现代著名历史学家。1937年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1948年后长期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担任《隋唐五代史》《唐代石刻文选读》《两汉西域学》《蒙古初期史》《隋唐史》等课程。

他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在先秦史、隋唐史、民族史、史地学、中外交通史等方面有较高的造诣，主张西周封建说。生前留下学术文章千万余字，被历史学家刘节赞誉：“著作等身、群言是宝”。其代表作有《元和姓纂四校记》《西周社会制度问题》《隋唐史》《突厥集史》《黄河变迁史》《岑仲勉学术论文集》等。

二、汤都到底在哪里？——一个简单的推理

尽信书不如无书！河南省有个商丘市。我在《破译甲骨文字：商》一文中已经考证了商丘两个字中的丘字是一个多余的字，赘字。因为商丘的商字在商人自己创造的甲骨文中就是“帝丘”的意思（两字合一）。唐朝孔颖达在为《诗经·商颂》的正义里有一句话很关键。“经典之言商者，皆单谓之商，未有称为商丘者。”那么，商字中的这个帝是谁呢？这个帝就是商朝人的祖先帝喾。而《诗经》中所说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契就是帝喾的儿子，被封在商这个地方。 “殷契……封于商。……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 《史记·殷本纪》 “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 《荀子·成相》从文献得知，契所封的这个地方叫商，又称为亳。商汤打败夏桀以后成立的汤王朝的都城就在这里：亳。所以说商汤是“从先王（契）居”，所以这里是商汤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关于叫亳的汤都究竟在哪里，史学界认为：“考古地名以‘亳’名者甚多，故汤所居之亳究在何地？自汉起，古今聚讼了两千年，也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王玉哲《中华远古史》聚讼的结果出来六种主要学说：司马迁的“关中说”：“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史记》“京兆杜县有亳亭。”《集解》偃师“西亳说”：“尸乡，殷汤所都。”《汉书》“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尚书正义》商丘“南亳说”：“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史记集解》引皇甫谧山东“曹县说”：“蒙有北亳，即景亳，汤所盟处。”《后汉书》引《帝王世纪》山东曹县即商代之北亳。河南“内黄说”：见岑仲勉《黄河变迁史》河南“郑州说”：见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这六中学说主要集中为三种：南亳说，北亳说和西亳说。郑州商城和偃师二里头遗址距离很近，可以视为一说。只是地点略有不同而已。这个问题的探讨为什么会被这些专家们弄得如此复杂，是因为他们都是文人。文人的思维讲究有根有据，讲究文献吻合，讲究实证对应。但是因为“文人相轻”，所以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所以就出来了百家争鸣的不同学说，各个学派表面上毕恭毕敬但是心里谁也不服谁。学术的探讨变成了一团乱麻。我国古代著名军事家孙膑有句名言:“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作为理科学者的我独辟蹊径一条。以下是我对汤都的证明——来自一个非常简单的推理。1. 河南谷熟至安徽亳州，商汤时属于南亳。2. 山东曹县商汤时属于北亳。3. 河南偃师至郑州，商汤时属于西亳。以上三亳均是商汤曾经的领地没有争议，三亳的名称也没有争议。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偃师叫西亳？为什么曹县叫北亳？为什么谷熟叫南亳？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偃师在汤都商丘的西方，所以叫西亳。曹县在汤都商丘的北方，所以叫北亳。而谷熟在汤都商丘的南方。所以叫南亳。这三个亳都不是商汤的汤都，真正的汤都是商丘，就是亳。而南亳，北亳和西亳只是商汤时代的三座粮仓，充其量只能是陪都而已。关于这一点我在《破译甲骨文字：亳》和《说亳》两篇文章里已经论证的很清楚了。否则，商汤为什么把谷熟称为南亳？为什么把曹县称为北亳？为什么把偃师称为西亳？商丘这个亳，这个“先王居”是高于一切的。谁有权力命名这一切？当然只能是商汤本人。商汤时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中心在哪里？这个“中亳”当然在商丘无疑。我提出了这样一条学术探讨的思路，循着这个思路，我个人认为有希望平息这场“古今聚讼了两千年的”学术纷争。这仅仅是一条学术研究的思路，不代表我赞成商汤之时有南西北三亳之说。我是赞成商汤之时一亳说的，这一亳就是以河南商丘为中心，包括北至山东曹县（汉为蒙县）到安徽亳州是商汤时的整个国都。曹县是北大门而亳州是南大门。后来商汤灭夏桀以后将河南偃师定位西亳，这里定位东亳。我将在以后的文章里论证这一点。

三、求古代黄河大水灾

弘治18年中黄河共发生水灾54次，占明代黄河全部水灾（702次）的7.69%，其中溢口7次，决口34次，大水13次。决口的34次中，修2次，徙1次，修治不详31次。

（据沈怡、赵世暹、郑道隆《黄河年表》统计。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参考资料第十五号，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明代历朝黄河年均水灾次数分别为洪武1.35次、永乐2.45次、宣德2.9次、正统5.64次、景泰2.71次、天顺2.12次、成化0.65次、弘治3次、正德1.88次、嘉靖1.2次，隆庆8.5次、万历3.46次、天启3次、崇祯4.06次，可见明代黄河水灾的基本趋势是逐渐增加，而弘治朝是明前期黄河水灾较多的时期，其次数也高于整个明代的年均2.53次。（以上据沈怡、赵世暹、郑道隆《黄河年表》统计。建文、洪熙、泰昌三朝无统计。）下面简略叙述弘治朝几次较大的黄河水灾情况。

1、弘治二年五月，黄河决于开封黄沙岗苏村野场至洛里堤、莲池、高门岗、王马头、红船湾六处，又决埽头五处，冲入沁河，所经郡县多遭水灾，开封尤为严重。《明孝宗实录》卷26。）据前往治河的户部左侍郎白昂奏报，当时上源决口水入南岸者十之三，入北岸者十之七。南决者自中牟县杨桥等处，至于祥符县界，析为二支，一经尉氏等县，合颍水下涂山，入于淮河；一经通许等县入涡河，下荆山入于淮河；又一支自归德州通凤阳之亳县，亦合涡河入于淮河。北决者自原武经阳武、祥符、封丘、兰阳、仪封、考城诸县，其一支决入金龙等口，至山东曹州等处，冲入张秋运河，弘治二年冬水消沙积，决口淤塞，因而并为一大支，由祥符之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在河南商丘县东北三十里，接虞城县界。）等处，下于徐州。（白昂《论治河疏》，《明经世文编》卷80；《明孝宗实录》卷34，弘治三年正月辛巳。）黄河河道形成多支并流的局面，更为混乱。由于灾害较重，明政府几次下令免征河南赋税，弘治二年九月因黄河水灾暂停征河南开封等府亏欠种马驹并备用马匹，（《明孝宗实录》卷30。）十二月又以水旱灾免河南开封等六府并汝州麦213 340石，丝119 960余两，宣武、彰德等八卫所麦20900有奇。（《明孝宗实录》卷33。）弘治三年二月又因水灾免河南开封等六府并汝州弘治二年分秋粮375 008石，草482 270余束，及怀庆等八卫屯粮6 030石。（《明孝宗实录》卷35。）由于这次水灾较为严重，当时甚至有人建议迁开封城以避河患。

弘治二年五月明孝宗命巡抚督所司征发五万人修筑决口，九月又命南京兵部左侍郎白昂为户部左侍郎，修治河道，至三年十一月完工。

2、弘治四年十月，黄河溢水，命有司赈济开封、怀庆二府及归德、宣武、睢阳三卫被灾之家。（《明孝宗实录》卷56。）

3、弘治五年八月，因黄河“迁徙不常，为患久矣，近者颇甚。盖旧自开封东南入淮，今故道淤浅，渐徙而北，与沁水合流，势益奔放，河南兰阳、考城，山东曹县、郓城等处俱被淹没，势逼张秋运道，潦水一盛，难保无虞”，命工部左侍郎陈政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前往治河，总领疏浚修筑。（《明孝宗实录》卷66。）据陈政疏报，黄河故道原俱在荥泽县之孙家渡口和归德州之饮马池经入淮河，由于此二口淤塞，致使上流冲激，黄河水势北趋，自祥符县孙家口、杨家口、车船口，兰阳县铜瓦厢决为数道，全部冲入运河，以致张秋一带形势非常危急，自堂邑至济宁堤岸多有崩圮，而戴家庙减水闸浅隘不能泄水，亦有冲决。（《明孝宗实录》卷72。）这次决口使原先白昂修筑的河道工程完全废坏。不久陈政去世，次年正月又命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为右佥都御史督治张秋决河。

由于这次黄河水灾，弘治五年九月免开封、卫辉、彰德、怀庆四府州县正官明年朝觐，并停解河南、南北直隶州县军丁，并免山东秋班官军暂于本处操守。（《明孝宗实录》卷67。）

4、弘治六年夏霖雨大溢，河水暴涨，又决于张秋运河东岸，夺汶水以入海，张秋上下渺弥际天，东昌、临清一带河流几乎断流，南北运道中断，漕舟因而无法北上。（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李东阳《安平镇减水石坝记》，《明经世文编》卷54。）

弘治六年六月又以黄河水患免河南兰阳、仪封、考城三县夏税麦4670余石，丝2640余两，秋粮11640余石，草15700余束。（《明孝宗实录》卷77。）

这次黄河大水到弘治八年才堵塞决口，修完各项工程，黄河恢复南流故道。

5、弘治九年十月，河南中牟、兰阳、仪封、考城四县黄河冲决，民田淹没，明朝廷下令夏税秋粮尽令折布，每匹折麦一石二斗，折米一石，本色布止征银三钱。（《明孝宗实录》卷118。）

6、弘治十一年七月，黄河上流自归德州小坝子等处冲决，与黄河别支会流，经宿州、睢宁等处通由宿迁小河口流入漕河，小河口北抵徐州水流渐细，造成河道浅阻。朝廷下令于归德冲决处所加以筑塞疏浚，阻遏黄河之水使流入徐州以济漕运，并命河南管河官员时常挑浚沁水，修筑堤防，务使流入徐州以济徐州、吕梁二洪，不致为黄河牵引别流，使水利深广，漕运通利。（《明孝宗实录》卷139。）又据弘治十一年十一月河南按察司管河副使张鼐说，自六月以来河流四溢，堤防尽决，而祥符侯家潭口决啮弥深，比旧广宽数倍，工费浩大，卒难成功。他于上源武陟县木栾店别凿一渠，下接荆隆口贾鲁旧河，倘此后黄河南迁，就引沁水入渠，可以接济徐州、吕梁二洪，使粮运不致艰阻。（《明孝宗实录》卷143、《明孝宗实录》卷147。）

7、弘治十三年三月，兖州知府龚弘奏报，黄河从王牌口等处东行，不由丁家口向南，经黄陵岗入曹、单、虞城诸县。另据河南巡抚都御史郑龄奏，丁家道口上下河决堤岸者十二处，共宽三百余丈，河道淤塞三十余里，上源奔放则曹、单受害，而安平镇（即张秋镇）可虞；下流散溢则萧县、砀山被患，而漕流有阻。（《明孝宗实录》卷160。）十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曹玉又奏，因贾鲁河、丁家道口冲决散漫东注，不归故道，徐州并萧县、沛县、单县、丰县各县多被河患。（《明孝宗实录》卷167。）

8、弘治十五年九月，因黄河河水为患，免河南开封府及直隶归德卫夏粮子粒有差。（《明孝宗实录》卷191。）

9、弘治十五年，河南商丘县城“圮于河”。（其“旧治在南”，弘治十六年九月迁于今治。《明史》卷42，《地理三》。）

10、弘治十七年五月，因曹县黄河冲决，上流淤浅，导致徐州小浮桥一带河道干涸，妨碍粮运。（《明孝宗实录》卷212。）

11、弘治十八年，黄河忽北徙三百里，至宿迁小河口，入于漕河。（《明史》卷83，《河渠一》。）

二、弘治年间白昂、刘大夏对黄河的治理

1、白昂治河

弘治二年五月，黄河在开封金龙口决口，其中一支经山东曹州冲入张秋运河，“若不趁时预先整理，明年夏秋大水必至溃决旁出，有妨漕运，所系非轻”。九月，朝廷命南京兵部左侍郎白昂为户部左侍郎修治河道，要他“会同山东、河南、北直隶巡抚都御史督同三处分巡、分守、知府等官，自上源决口至于运河一带经行地方，逐一踏看明白，从长计议，修筑疏浚，应改图者从便别图，各照地方，量起军民人夫趁时兴工，务要随在有益，各为经久，不可虚应故事。”（《明孝宗实录》卷30。）

弘治三年正月，白昂考察了河南、山东一带“河流南北分行之大势”后，提出了他的治河方案：“臣以为合颍、涡二水而入于淮者，其间各有滩碛，水脉颇微，宜疏浚以杀河势，合沁水而入于徐者则以河道浅隘，不能容受，方有漂没之虞，况上游金龙等口虽幸暂淤，久将复决，宜于北流所近七县筑为堤岸，以卫张秋。”同时因为朝廷赐给他的敕书中只包括山东、河南、北直隶河道，他认为“南直隶徐、淮境内实河所经要地，议拟未及，其事尚无所统”，经朝廷批准，“于是，并以命昂”，亦归入白昂的治河范围。（白昂《论治河疏》，《明经世文编》卷80；《明孝宗实录》卷34；《明史》卷83，《河渠一》。）

白昂又推荐南京兵部郎中娄性协助治河，征发人夫二十五万，修筑了以下工程：

（1）因当时金龙口已经淤塞，于是修筑阳武长堤，以防黄河北冲张秋运河；

（2）疏浚南面各支泛道，往南分泄黄水。一是引中牟决河出阳桥以达淮河，二是浚宿州古汴河以引黄河水进入泗水，又浚睢河自归德饮马池，经符离桥（在宿州北）至宿迁以会漕河；

（3）沿河筑堤七百里，下修减水坝；

（4）因河势多曲，截弯取直，疏浚月河十四条，约一万余丈，以分杀河势；

（5）塞决口三十六处；

（6）又以黄河向南进入淮河并非正道，恐怕淮河不能容纳黄河水流，又于鱼台、德州、吴桥修筑古长堤，以捍水势。（以上见《明史》卷83，《河渠一》。）

白昂原计划还要自东平北至兴济（今青县东南）中凿小河十二道，进入大清河及古黄河以入海，河口各建石堰，以时启闭，但未能实行。明末《明经世文编》的编者认为：“若从此议，淮无独受之患，利有十倍于小河月河者。”（李东阳《宿州符离桥月河记》一文的文中夹注，见《明经世文编》卷54。）

治河工程完工后，“使河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达海，水患稍宁”。（《明史》卷83，《河渠一》；李东阳《宿州符离桥月河记》，《明经世文编》卷54。）弘治三年十一月白昂又对管河官员的职责作了一些规定，令扬州府管河通判常居瓜洲总管闸坝，不许回府营干他事；南北直隶、山东府州县管河官令其沿河居住，管理河道，不许别有差委；兖州府通判则令常居南旺分水地方，专管捞浅并提调各闸；山东布政司劝农参政则令兼管河道，修理疏浚。（《明孝宗实录》卷45。）这些规定有利于河道经常性的修治管理。

《明史·河渠志一》把白昂的治河思想概况为“南北分治，而东南则以疏为主”。而按照李东阳的说法，“白公既从塞议，于是培增汴堤，又疏其下流”，（李东阳《宿州符离桥月河记》，《明经世文编》卷54。）实际上是实行“北堵南分”的方针。白昂开始了明代前期“重点防北”的治河方针。

白昂治河后仅两年，黄河又决于金龙口，溃黄陵岗，分数道再犯张秋运道。弘治五年八月，命工部左侍郎陈政兼都擦院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等处水道。朝廷在赐陈政的敕书上说：黄河“故道淤浅，渐徙而北，与沁水合流，势益奔放，河南兰阳、考城，山东曹县、郓城等处俱被淹没，势逼张秋运道，潦水一盛，难保无虞。廷臣屡请修浚，且言事连四省，不相统摄，须得大臣总理，庶克济事”，因而特命陈政带同工部员外郎陶嵩、署员外郎主事张谟前往治河，会同各地官员“自河南上流及山东、直隶一带直抵运河，躬亲踏勘”，加以疏浚修筑，“务使民患消弭，运道通，不可虚应故事。”（《明孝宗实录》卷66。）陈政赴任后巡历山东、河南一带，与当地官员视察河道及水灾形势，提出了他的治河方案：“今欲浚旧河以杀上流之势，塞决河以防下流之患，修筑堤岸，增广闸座”，并征集河南丁夫八万人，山东丁夫五万人，凤阳、大名二府丁夫二万人，随地兴工，分官督役。但陈政的方案奏上后不久，他就去世了。（《明孝宗实录》卷72。）

弘治六年二月，升浙江布政司左布政使刘大夏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修治决河。朝廷在赐刘大夏的敕书中说：“近年汴城东南旧道淤浅，河流北徙，合于沁水，势益奔放，河南之兰阳、考城，山东之曹县、郓城等处俱被淹没，逼近张秋，有妨运道”，因而特命刘大夏前往治河。这封敕书中还提出了黄河治理的指导思想：“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其所关系盖非细故”，明确规定了黄河治理是为了保证漕运的畅通，这成为明清两代黄河治理的的指导方针，使四百多年来黄河治理的思想和实践受到很大的制约和束缚。从这一指导方针出发，一方面要求刘大夏到任后会同各地官员踏勘河南上流及山东、两直隶河患情况，“从长计议”，分别情况予以治理，“何处应疏浚以杀其势，何处应修筑以防其决”，“必须相度地势，询访人言，务出万全，毋贻后患”；另一方面又说“然事有缓急，而施行之际必以当急为先。今春暮运船将至，敕至尔即移文总督漕运、巡河、管河等官，约会至济宁循会通河一带至于临清，相视见今河水漫散，其于运河有无妨碍，今年运船往来有无阻滞，多方设法，必使粮运通行，不至过期，以失岁额。粮运既通，方可溯流寻源，按视地势，商度工用，以施疏塞之方，以为经久之计”，即要求刘大夏先使漕运粮船通过，才可修治河道。（《明孝宗实录》卷72。）

弘治六年十二月，巡按河南监察御史涂升也向朝廷奏上了他的治河意见书，他指出：黄河之患“或决而南则其患在河南，或决而北则其患在山东”，“然汉、宋都关中，或都大梁，河决为患不过害濒河数郡而已。今京师在北，专借会通一河漕东南之粟供军国之需，若河决而北，则漕河受患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实际上强调了以保漕为先的治河方针。他又提出了治河四策，一曰疏浚，他认为“夫长河西东一泻千里，非杀其势而利道之，其冲突有不可御者”，如果“水势无所分杀，遂泛溢北决”，提出在上流东南之故道加以疏浚，“凡可杀水势之处无不加疏浚之功，则正流归道，余波就壑，下流无奔溃之害，北岸无冲决之患矣”。二曰扼塞，“夫既杀水势于东南，又须筑堤岸于西北”，将黄陵岗等处旧堤“可补者补之，可筑者筑之，排障百川，悉归东南，由淮以入于海，则张秋等处无患，而漕河可保矣”。他这两条建议实际上就是“北堵南分”，在北面修堤障水，南面疏河分水，北障南分，全淮入海，其着眼点仍在“漕河可保”。三曰用人，推荐河南按擦司佥事张鼐，“治河之务请悉以付之”，四曰久任，请对都御史刘大夏“久任专信，使之展布四体，竭尽才猷，庶几久远之功可就”。涂升的这四条建议都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明孝宗实录》卷83。）他的“疏浚”、“扼塞”的治河方案基本上被刘大夏所采纳。

刘大夏受命后，经过对黄河上下千余里地势和水势的考察，提出了他对黄河形势的看法，他认为：“河南、山东、两直隶地方西南高阜，东北低下，黄河大势，日渐东注，究其下流，俱妨运道”，但“虽该上源分杀，终是势力浩大，较之漕渠数十余倍，纵有堤防，岂能容受”，而“河南所决孙家口、杨家口等处势若建瓴，皆无筑塞之理。欲于下流修治，缘水势已逼，尤难为力”，因而提出了他的治河方案：“山东、河南与直隶大名府交界地方，黄陵冈南北古堤十存七八，贾鲁旧河尚未泄水，必须修整前项堤防，筑塞东注河口，尽将河流疏道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经州县，御患堤防，俱令随处整理，庶几漕河可保无虞，民患足为有备”，他的这个方案基本上是涂升方案的翻版，北修黄陵冈古堤，导河南下，全淮入海，仍然是“北堵南分”，立足于保障漕运。刘大夏另外建议于朝神明南北各造滚水石坝一条，俱长三四十丈，中砌石块一条，长十四五里，“万一河流东决，坝可以泄河流之涨，堤可以御河流之冲。倘或夏秋水涨之时，南边石坝逼近上流河口，船只不便往来，则于贾鲁河或双河口，径达张秋北上，以免济宁一带闸河，尤为利便”。（刘大夏《议疏黄河筑决口状》，《明经世文编》卷79。）

但刘大夏刚刚兴工修治，弘治六年夏黄河又决于黄陵冈，张秋东堤复决九十余丈，大水夺汶水入海，张秋上下渺弥际天，东昌、临清一带河流几乎断流。当时许多人对治水没有信心，“讹言沸腾，谓河不可治，宜复元海运，或谓陆挽虽劳无虞”。而“时夏且半，漕集张秋，帆樯麟次，财货山委，决口奔猛，戒莫敢越。或贾勇先发，至则战掉失度，人船没”，（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大水造成漕船无法北上，朝廷更为焦急，于是弘治七年五月又任命内官监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往同都御史刘大夏治张秋河决，在赐给李兴、陈锐的敕书上仍然强调漕船不通乃“事莫急焉”，要他们务使粮船通行：“虽然事有缓急，而施行之际必以当急为先。今河既中决，运渠干浅，京储不继，事莫急焉。尔等必须多方设法，使粮运通行，不致过期以亏岁额，斯尔之能。”（《孝宗实录》卷88。）

为了筹措修河经费，除原先工部运送都御史刘大夏用于修河的抽分银两万两外，弘治七年五月又发山东、河南及直隶扬州等府官银三万一千八百余两，助修张秋决河之费，役夫每月口粮四斗五升则于附近州县预备仓粮支给，另外又因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奏请，凡河南、山东在官钱粮除送运外，其存留者悉听取用；如尚不足，以浙江、芜湖二抽分厂税银之半接济。山东、河南京班人匠亦听存留应役，修理闸座石坝堤岸，所用砖石以粮船、民船带运城砖量留备用。（《孝宗实录》卷88。）

出于明朝的政治经济需要，刘大夏秉承朝廷的旨意，认为“治河之道，通漕为急”，（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他又根据水势，认为“是下流未可治，当治上流”，（《明史》卷83，《河渠一》。）于是在上流决口西岸开月河一道，长约三里，连接运河决口的上下游，使被阻的漕舟得以通过，“于是舳舻相衔，顺流毕发，欢声载道”。（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

漕船通过后，刘大夏等开始治理黄河决口。陈锐等认为，“不治上流，则决口不可塞”，（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黄陵冈在张秋之上，而荆隆等口又在黄陵冈溃决之源，筑塞固有缓急，然治水法不可不先杀其势”，（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于是疏浚荥泽孙家渡口，另凿新河七十余里，道水南行，由中牟、颍川东入淮河；疏浚祥符四府营淤河二十余里，由陈留至归德分为二，一由宿迁小河口，一由亳涡河，俱会于淮河；疏贾鲁旧河四十余里，由曹县梁进口出徐州运河。

经过这些疏浚工程，实际上把下游河道分为四支，“支流既分，水势渐杀”，（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刘大夏趁势组织力量堵塞张秋运河决口。由于决口时间较长，决口较宽，塞决和整治工程十分艰巨紧张，据记载，当时在“张秋两岸东西筑台，立表贯索，网联巨舰，穴而窒之，实以土牛，至决口去，窒舰沉，压以大埽，合且复决，随决随筑，吏戒丁励，畚牐如云，连昼夜不息，水乃由月河以北”。决口筑塞后，又“缭以石堤，隐然如虹；辅以滉柱，森然如星”。（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弘治七年十二月，筑塞张秋决口工程告成，弘治帝特遣行人赍羊酒前往慰劳，并因太监李兴等奏请，改张秋为安平镇，建庙祭祀真武、龙王、天妃各神，赐额曰“显惠”。张秋决口虽已堵塞，但恐来春冻土融化，或雨水泛溢，仍有后患，而黄陵岗决口难以一时筑塞，弘治帝批准工部的建议，命李兴、陈锐、刘大夏先将安平镇等处河道及南旺湖水利设法疏筑修浚，培筑张秋决口及新旧河岸，务令坚厚，东昌、临清、德州一带河道逐一经理，贾鲁河、孙家渡口、四府营并马雄家口等处再加疏筑，使运道疏通，以为经久之计。（《明孝宗实录》卷95。）于是刘大夏等对兖州、东昌一带的漕河作了进一步的修治，并疏浚了南旺湖及诸处泉源。

上述工程完成后，漕运运道已经基本整治完毕，刘大夏认为“必筑黄陵岗河口，导河上流，南下徐淮，庶可为运道久安之计”，（《孝宗实录》卷97。）开始筑塞黄陵冈、荆隆口等七处决口。黄陵冈居安平镇上流，决口广九十余丈，荆隆等口又居黄陵冈上流，决口广四百三十余丈。诸口筑塞工程从弘治八年正月十五日动工，十五天即告完工。黄陵冈以上凡地属河南者，由河南兵民夫匠筑塞，以河南当地官员负责，按察副使张鼐、都指挥佥事刘胜负责荆隆口，按察佥事李善、都指挥佥事王杲负责黄陵冈，李兴、陈锐、刘大夏往来巡视，“博采群议，昼夜计画，殆忘寝食，故官属夫匠等悉用命，筑台卷埽，齐心毕力，遂获成功焉。”其中黄陵冈屡合屡决，最为难塞，特筑高七丈，厚三丈五尺的大堤三重，严加防护。（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黄陵冈、荆隆口等处均为黄河之“喉襟要地”，诸口筑塞后，黄河上流河势复归兰阳、考城，分流经徐州、归德、宿迁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海，恢复了黄河的南流故道。（《孝宗实录》卷97；《明史》卷83，《河渠一》。）

为了防止黄河以后再向北决，使“河流恒南行故道，而下流张秋可无溃决之患”，（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刘大夏等又于黄河北岸筑长堤二道，大名府长堤起于河南胙城，历滑县、长恒、东明等处，又经山东曹州曹县，直抵河南虞城县界，长三百六十里；荆隆等口新堤起自于家店及铜瓦厢、陈桥抵小宋集（今兰考县东），长一百六十里，其石坝均特为培筑坚厚。这一黄河北岸大堤后来称为太行堤，成为黄河北岸的屏障，“而溃决之患于是息矣”，（《孝宗实录》卷97；《明史》卷83，《河渠一》。）河南、山东境内的黄河灾害因而大为减少。

黄陵冈等处决口及北岸长堤工程均于弘治八年二月完工，三月弘治帝又因太监李兴奏请，建黄河神祠以镇之，赐额曰“昭应”，令有司春秋致祭。（《孝宗实录》卷98。）

太行堤建成后，刘大夏等认为两堤绵亘甚远，黄河如果失事，必然仍将冲击张秋，威胁运河，又在旧决口以南建减水坝，“植木为杙，中实砖石，上为衡木，著以厚板，又上墁以巨石，屈铁以键之，液糯以埴之”，坝均宽十五丈，“又其上甃石为窦，五梁而涂之，梁可引缆，窦可通水，俾水溢则稍杀冲啮，水涸则漕河获存，庶几役不重费，而功可保”。减水坝工程始于弘治八年二月，四月完工，用夫一万六千人，巨石一万有奇，粗者倍之，巨木三千，小者十五倍，铁一万一千斤，由山东左参政张缙、按察司佥事廖中、都指挥佥事丁全等人负责。（李东阳《安平镇减水石坝记》，《明经世文编》卷54。）

弘治八年七月，内官监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都御史刘大夏回京。至此，这次黄河大水灾修治工程最终完成，有关官员均予以升赏奖励。

十月，李兴、陈锐、刘大夏又提出了关于河防和漕运的六条建议。一为漕河水利全藉泰山诸泉接济漕船粮运，要求按照先年旧例禁止豪强军民将南旺等湖决堤泄水用来种载庄稼，或阻遏泉源以资灌溉；二因南北运河依靠汶水分流接济，必须藉各闸积水按时启闭，方可行船，要求申明列圣诏旨，严格禁止官员随到随开，以致粮运阻滞，确保漕运粮船顺利通过；第三认为管河官员责任太轻，事多掣肘，要求敕令河南管河副使张鼐、大名府带管堤防参政李瓒按照管河、管屯官事例常川巡视，听其便宜行事，巡抚等衙门不得有所阻扰；四建议安平镇、黄陵岗、荆隆口及新筑于家店以下堤防俱用人守视，水涸则积土备用，水涨则防护修筑，如有重大工程，临时调集附近丁夫协同修理；第五指出大名府所筑长堤必须递年增修，才能保证长久安全，要求下令参政李瓒将所属堤北人户编定班次，每年农隙之时调发若干增修一月，堤北军屯与寄居人户也同样从轻编定，轮流调发，以免起夫科扰之弊；第六指出济宁迤北南旺开河、戴家庙一带比其他地方更为紧要，安平镇地方土脉疏薄，新筑决口尤须提调官员不时检点，如自济宁至通州一千八百余里仅由一人提调管理，恐致误事，要求将运河分为三段，南北各设工部郎中一员，中间增设通政一员提调管理。这六条建议经工部复奏，全部为明孝宗批准。（《孝宗实录》卷105。）

弘治六年到八年刘大夏对黄河的治理，进一步推行了白昂“重点防北”的治河思想，确立了“北堵南分”的治河策略，北岸堤防开始形成，向南则分支泄洪。刘大夏的这次治河，基本消除了黄河自河南境和山东境内向北决口的威胁，张秋一带运河的安全得到了保证。

弘治中刘大夏筑断黄陵冈，清代学者胡渭在他的《禹贡锥指·例略》中称之为黄河史上的第五大变迁，认为形成了以一淮受全黄之水的局面。（第一次大变为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决于宿胥口；第二次为王莽新朝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决东去，由千乘入海；第三次为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分为北、东二支；第四次为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黄河决阳武而东，入梁山泊分为南北二支。）这种说法多被后来的学者承袭。但经现代学者的研究，胡渭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参见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15—23页、第474—478页。）因为以淮河受全黄河之水并不是始于刘大夏治河，早在南宋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128年）为了阻止金兵南进，东京留守杜充决开黄河，黄河即由泗水进入淮河，这才是黄河历史上长期南流入淮的开始。即使在弘治前，虽然黄河多次进行南北摆动，但明初黄河大部分时间还是夺淮入海。现在的黄河史、水利史著作基本上不再采用胡渭的这种说法。

四、奄国的商朝属国

奄国是东方大国，是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商王献庚、阳甲都曾建都于奄，然后盘庚才迁到今河南安阳的殷。奄之所以称为“商奄”，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据《左传》：周初封鲁，“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杜预注：“商奄，国名也。少皞之虚，曲阜也。”传统上认为奄国即在今山东曲阜。不过奄国的国境范围肯定要大得多，有学者主张奄相当周朝的鲁国，同奄一起反周的蒲姑相当周朝的齐国，可能是差不多的。当时的所谓“国”，实际上大多还是一些具有鲜明的氏族部落特征的、分散的、各自独立的居民集团。这种“国”有一定的居住地和分布范围，也有自己的氏族血统，而这种氏族同地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即是氏族组织，又是地域性的国家。奄的最早记载是《古本竹书纪年》载：“南庚更自庇迁于奄。阳甲即位，居奄。”又云：“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则奄地自商王南庚由庇地迁都于奄，在位二十五年；传阳甲，在位七年；阳甲传弟盘庚，盘庚即位，即由奄西迁殷，则奄地作为商都，约有三十二年左右。《水经·洹水注》引《竹书纪年》云：“盘庚即位，自殷迁于北蒙日殷。”又《尚书·盘庚》正义引《汲冢古文》云：“盘庚自奄迁于殷。殷在邺南三十里。”又《祖乙书序》正义引《汲冢古文》云：盘庚自奄迁于殷。”《史记·项羽本纪》集解：“攒曰：……《汲冢古文》曰：盘庚迁于此汲冢，曰殷虚。南去邺州三十里。”索隐：“《汲冢古文》云：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虚。南去邺州三十里。”《殷本纪》正义：“《括地志》云：……《竹书纪年》云：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墟。南去邺四十里。”而《通鉴外纪》卷二也引《汲冢古文》云：“盘庚自奄迁于殷。殷在邺南三十里。”奄乃方国名，很可能是南庚在继其父沃甲为商王之前，已先封为奄国国君，后来南庚继位为商王，便以其故国奄地作都，不愿到庇地去。到南庚死后，他的伯祖商王祖卒之孙阳甲继位为商王，也就仍在奄地立都，只七年时间。阳甲传弟盘庚，便迁都于殷（河南安阳市殷墟），作了远距离的迁都，很可能是脱离南庚系族人的控制，这样一来，南庚之子便继为奄国之君了。故常称奄为“商奄”，即因其祖先曾为商王之故。

《左传》昭公九年：“蒲姑、商奄，吾东土地。”又定公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都是“商奄”连文，可能就是这个缘故吧！所以，顾颉刚认为：是奄为商的旧都，其在商末，当为商王族的支子所封之国，故称之曰“奄侯”、又称之曰“商奄”而李白凤说：“因为东夷或畔或畔，所以南庚迁奄（故称商奄），这是在东夷的心脏部分插进一把刀子，以收镇压的实效。据本人的研究，商奄并非鲁奄，它不在曲阜而在益都莱芜一带，或今之莱芜谷。阳甲以后的盘庚大约是受到东夷的威胁才又迁都的。”商的疆域在河南中部、东部和北部，还包括鲁西、冀北、晋东南一带，不可能一下子便从庇（今河南淇县南）就向东远迁到山东莱芜市的奄中。所以奄地当今曲阜市为是，这是大多学者一致的看法。彭邦炯说：“祖乙所迁的耿，南庚所迁的奄，均是他们即位前的封邑或同党势力的聚居地。”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奄国在鲁，即在曲阜的说法，见诸许多记载。《左传》昭公元年：“周有徐、奄。”《史记·周本纪·集》：“郑玄曰：奄国在淮夷之北。”淮夷在滕州市一带，奄既在淮夷之北，不会远在莱芜，而应在曲阜。故《说文解字》云：“奄国在鲁。”段玉裁注：“今山东兖州府曲阜县县城东二里有奄城，云故奄国。”《后汉书·郡国志》云：“鲁国，（古）奄国。”《括地志》云：“兖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也。”近人王国维也以“奄地在。”《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山东兖州府：奄里，在曲阜城东，古奄国。《书序》“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迁其君于蒲姑。”……《后汉书·郡国志》“鲁有古奄国。”注：“皇览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内祥舍中。民传言，鲁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二山东兖州府曲阜县：“奄城：在城东二里，古奄国也。《书序》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因以封周公。志云：曲阜旧城，即古奄地，亦日商奄里，又名奄至乡。”汪中《周公居东证》云：钱大昕云：“《春秋传》但云‘因商奄之民。’以鲁为古奄国，出自《续汉志》，未知何据。康成、元凯俱未实指奄所在也。更宜考之。”中按“《汉书·艺文志》：‘《礼古经》者，出鲁淹中。’苏林曰：‘里名也。’《楚之王传》：‘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合俱受《诗》于学邱伯。’服虐虏曰：‘白生，鲁国奄里人。’”并引《续汉书》：“《说文》和《括地志》淹、奄，古今字尔。而以曲阜为奄国之地。”所以奄国南迁，鲁国据其旧地，又役使其遗民，虽古籍已略有透露而不为人所注意，以钱大昕的渊溥，犹不能无疑于《续汉志》的说法。汪中把《汉书·艺文志》、《楚元王传》、《说文》、《括地志》中的资料辑集在一块，使人明白看出鲁的奄里即缘奄的旧都而来。”奄国故都，以后称为、淹、奄中、奄里、奄城。犹如秦地叫秦中，汉地也叫汉中，褒地也叫褒中，地也叫中那样。而雷学淇《纪年义证》则以齐鲁交界的莱芜市之奄中为奄国他说：“奄，即《周书》王来自奄之奄。郑康成注，奄国在淮夷之北。周时鲁国之境，东距海，南距淮。淮夷盖在淮水入海处；故淮夷与徐戎并兴，鲁之东郊门不开。《鲁颂》亦曰，至于海邦，淮夷来同；是淮夷在鲁之东南明矣。今郑云，奄国在淮夷之北，是奄在鲁之正东，南距淮而北与齐接址焉。故齐鲁界上有地名弇中（见襄公二十五年《左传》）。《史记》谓鲁有奄中，《汉志》作淹中，盖奄弇古字通，弇中，即奄中也。《书正义》曰，奄，东方之国，近鲁之地，盖不能确指其国都所在矣。奄地多山，故《地志》谓是长峪。古《礼经》出鲁淹中，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书·盘庚》曰，‘昔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其即谓南庚自庇迁奄欤？”丁山同意雷氏说法，并说：‘洙泗交会之处，在鲁国城东数十里。传说今曲阜县二里有奄里，为孔子故居。我认南庚所居的奄，不在沂水西北，或在洙泗交会之处。”其实丁氏谓奄在曲阜东数十里，与奄在曲阜东二里差别不大，同在奄国范围内，而雷氏谓在淹中，即齐鲁之交莱芜市南，则乃奄国被周灭之后遗民被迫迁之地。岑仲勉《黄河变迁史》则以奄地在“安阳地域之东南。”则更是谬误无据。邹衡从考古资料方面，以曲阜未发现商奄遗迹而不敢肯定就在曲阜，他说：“解放以后，在山东亚兖州、曲阜、泗水等地都发现了早商文化遗址。其中兖州椤树村、泗水故县、尹家城等遗址中还拾到属于早商文化第三、四段的陶片和陶器。不过，这些遗址的规模都不大，其非商都可知。最近在曲阜发现了西周鲁城，但未见商代早期遗物，商奄的遗迹尚无线索。”这不能认为未挖到商奄遗物而否定奄国所在，考古界所发现的遗址、遗物尚不到古物和古遗址中的万分之一，所以就因此而否定古籍的记载，恐怕理由过分薄弱。而孙淼因此而指出：“从文献资料看，南庚所迁之“奄”与奄国之“奄”，两者除地名相同之外，别无其他佐证，显得论据比较薄弱。”其实“论据比较薄弱”的正是孙氏本人，因为他未能论证与奄国不同地方的有力依据。所以，我们仍实事求是地根据众多的古籍与学者记载和研究，还是确定奄都与奄国都在今山东曲阜市东郊。奄的名义，有认为是大龟的合文。如李白凤说：我们从二里岗出土先殷铜罍上发现了一个“黾族图腾”，可以推想是东夷势力延伸的证据。并引证了许多黾纹图案后，作出结论说：“总之，验诸古陶、古铜象字的‘黾’乃是东夷中的一族，其分支‘奄’、‘邾’、‘郯’都是同姓中‘小宗’”。⑨其实东夷从来用黾为图腾者，大黾为天鼋，乃黄帝轩辕氏的支族。且邾是以蜘蛛为图腾，邾族乃黄帝之裔“祝融八姓”的一支曹姓支裔。⑩郯国乃是以赢姓支族，以篝火引鸟之意。

有根据金文“叔龟”合文八种款式，虽大同小异，另有单体作“龟”称名者，如甘肃灵台县出土的青铜器《父龟丁爵》等，李孝定认为“叔龟”当是人名。于省吾释天黾合文乃商人图腾之一。据此，常兴照、张光明便认为‘大龟’合文乃“鼋”之形意字，从大从龟，读为鼋，又衍转为奄。”又说：奄字本应是“大龟”合文的变体字，其从大为本形，从申，从申则为龟转。鼋、奄古音可通。因为“大龟”即鼋字，奄字的读音亦当从鼋字通变而来。但是，几乎所有的青铜器龟纹、大黾纹与龟鱼形，皆出土于陕甘一带，却在奄国长期居住的山东没有发现，而奄国也在周武王以前从未到过陕甘，那么，龟纹、天鼋纹、大龟纹也不可能为奄旋的图腾。

按奄字的解释，《说文解字》：“覆也，大有馀也。从大从申，会意。申展也。”《尔雅·释言》：“蒙荒，奄也。”郝懿行《义疏》：《诗》奄有下国。奄有龟蒙。笺并以为覆。通作揜。《说文》：揜，一曰覆也。又通作弇。下文云：弇，盖也。盖亦覆。故《广雅》云：弇，覆也。又通作掩。《文选·怀旧赋》注引《埤苍》曰：掩，覆也。《方言》云：掩，也。覆盖之意矣。则奄即掩、弇、掩，释为覆盖之义，故古文奄、盖通用。周公“诛纣伐奄”，在《韩非子·说林上》则谓“商奄”为“商盖”，云：“周公”将攻商盖。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刼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墨子》“东处于商盖。”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盖即奄也。”丁山谓“孟子尝称齐有‘盖大夫瓘’，又称陈仲子兄戴‘盖禄万种’。此盖当即《左传》所谓弇中。”《淮南子·修务训》：“知不足以奄之。”注：“奄，盖之也。”又作同解，如《书·大禹谟》：“奄有四海。”传：“奄，同也。”蔡传：“奄，尽也。”《诗·周颂·执竞》：“奄有四方。”传：“奄，同也。”《诗·大雅·韩奕》：“奄受北国。”高田忠周曰：“刘心源云：旧释作申以大为羡文，此字从古文申从大，实奄之变。而谓以为祀，亦非。又或云：《周礼·序官·奄人》注：精气闭藏者，今谓之官人。又《晋语》：‘令奄楚剌重耳’。注：‘士也。’此义即可解铭意矣。俺，大也，从人从奄。奄俺同字，大为大人，从大又从人，为重复者，亦犹夸侉当为同字矣。奄本义为人长大也。转为姿容闲雅缓绰有馀裕义。又为凡大义，故又复转为覆也。或云：训覆义者假借为弇，亦通。”按奄似为以双层茅草覆盖大鼎之状，衍变为大，为掩盖。又似两以手执曲棍以搅动大鼎中的煮物，作到均匀搅拌熟秀。商人能铸大鼎，如司母戊大鼎，这种大鼎，极难作盖，大盖亦难于揭开，故需用双重茅草（可能是香茅）编成盖垫掩盖，以免煮烹的食物香气散失，而且又易煮熟。今酱园制酱和腌菜的大缸上是用竹蔑或芦苇编成的尖顶大缸盖盖着，即似古奄字，而奄人善腌菜，故以腌名称腌菜。俺。而称我们为“俺们”。至今在奄国故地的山东人及北方人都叫我为“俺”，我们为“俺们”，即来自于古奄人的自称的。

由于奄人位于山东半岛，以鸟为图腾，如商人以燕子为图腾一样，奄人则以鹌鹑为图腾。《春秋运斗枢》云：立春雨水，鹑鹌鸣，是矣。鹌与鹑，两物也，形状相似，俱黑色，但无斑者为鹌也。今人总以鹌鹑名之。按《夏小正》云：三月由鼠化为，八月化为田鼠。注云：鹌也。按鹑、鹌原为二种相似的不能飞翔的鸟类，因相似而常杂居在草丛中，故今鹑鹌合称，有饲养为珍肴者，或养以斗鹑鹌为戏。鹌肉主治诸疮阴素，去热，是一种补品。山东古代盛放鹌，故奄人以之为图腾，也是很自然的事。由奄衍行为咽，《释名·释饮食》：饮，奄也。以口奄而引咽之也。又与淹通，《诗·鲁颂·宫》“奄有龟蒙。”《说文·人部》、《系传》引奄作俺。又与掩通，《诗·大雅·韩奕》“奄受北国。”《诗经考文》：“古本奄作掩”。《礼记·月令》“其器闳以奄。”《唐石经》奄作掩。《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楚为掩”。《国语·吴语》“今君掩王东海。”《左传》哀公十三年孔疏、《文选》王仲宣《赠文叔良诗》李注并引掩作奄。《史记·封禅书》“则方土皆奄口。”《汉书·郊祀志》奄作掩。《淮南子·淑真》“其兄掩户而入觇之。”高注：“掩读曰奄。”《隶释》三《严诉碑》”何亿掩忽摧藏。”又九《郭仲奇碑》“掩忽祖亡。”洪适皆释以掩为奄。由于周灭奄，俘奄人之强壮男子，去其睾丸，不令生育，用作奴隶以侍侯主人，故叫阉人，故奄又通阉。《礼记·月令》“命奄尹。”《后汉书·宦者传》引奄作阉。《吕氏春秋·仲冬纪》同。《国语·晋语二》“公令阉楚剌重耳。”《补音》阉作奄。宋庠本同。奄人被阉后，集中居于集体宿舍中，周代即设奄尹以管理之，其居处叫庵，即菴。《隶释》八《衡方碑》“庵离寝疾。”洪适释以庵为奄。《汉书·司马相如传》菴作奄。因奄或被汶、泗水所灌淹而灭亡，故奄通淹。《汉书·礼乐志》“神奄留临须摇。”颜注：“奄读曰淹。”《隶释》八《夏承碑》“淹疾卒官。”洪适释以淹为奄。奄人拜日，故奄通晻。《荀子·儒效》“则晻然若合符节。”《韩诗外传》五：晻作奄。《隶释》六《武斑碑》“晻忽祖逝。”洪适释以晻为奄。因奄为大盖覆之义，故与算通。《诗·复颂·閟宫》“奄有龟蒙。”《尔雅·释言》郭住引奄作弇。《礼器·月令》“其器闳以奄。”《吕氏春秋·孟冬纪》及《仲冬纪》皆奄作荅。《释文》：“弇，古奄字。”《史记·封禅书·集解》韦昭引弇作奄。《尔雅·释鱼》“龟……前弇诸果。”《释文》：“弇，古奄字。”奄又与揜通，以手覆盖之意，《公羊传》哀公四年“其上而柴其下。”《周礼·地官·媒氏》郑注、《春官·丧祝》郑注、《白虎通·社稷》引揜作奄。奄加革为，车具也。奄加月为腌，腌肉也。奄加酉为腌，腌菜也。奄加网为罨，捕鱼器也。奄加衣为裺，短衣曲领也。奄加黑为黤，青黑色也。奄加女为，加言为，女人挑唆诬诽也。奄加香为馣，香气远溢也。奄加目为，以手遮目以视烈日也。奄加邑为，奄人之城邑也。奄加山为崦，奄人之神山也。当与奄人之习俗文化有关，而衍生出许多词义来。所以又衍出奄息、奄冉、奄然、奄忽、奄到、奄留、奄迟、奄观、奄蔼、奄欻、奄奠、奄征、奄有、奄莫、奄弃、奄兜、奄受等词语。奄人的四散迁徙，乃因奄、徐十七国与武庚联合反周，而招致周公旦、伯禽父子和姜太公东征后而被灭亡。《诗·风·破斧》：“周公东征，四国是皇。”传：“四国：管、蔡、商、奄也。”把奄列为十七国的领袖地位，可见其国势之强大。《逸周书·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是四国不专指管、蔡、商、奄之明证。陈鱼《诗毛氏传疏》云“：案当时叛者不止四国。《书序》‘成王伐淮夷，遂践奄。’《地理志》‘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吕览·察微篇》‘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八国不听之谋。’王引之《尚书述闻》大传释：东征亦以管、蔡、商、奄言之。与《毛传》正合也。”是四国和八夷、十七国中，奄国是其发动叛乱中的主要发起者之一。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以《史记·周本纪》“周公东伐淮夷，践奄。”则所谓八国，见于载籍者，有蒲姑、商、奄、盖、九、夷、淮夷六国。但也应有徐夷、郯、京、索等国在内。《孟子·滕文公下》：“周公……伐奄三年讨其君。”《尚书大传》：“禄父及三监叛也。周公……杀禄父，遂践奄。践之云者，谓杀其身，执其家，诸其宫”。还阉其强壮的男子。鲁公伯禽灭奄后，即由河南鲁山的封邑东移于奄，以便与姜太公镇守蒲姑成犄角之势，紧紧控制住十七国中最大的奄、蒲姑两国。奄人便一部分向东迁徙，弇中，在今益都县市南。而将一部分奄赐给姜太公，带到蒲姑旧城去建城，这便是《书序》所云“将迁其君于蒲姑”。一部分北迁至萃县弇山，《山东通志》便以弇山为奄所迁。而李白凤则谓“奄在益都、莱芜”之间。从曲阜的鲁都城内商奄遗民所建的毫社来看，奄实为子姓，并非嬴姓。奄国遗族主要是逃往南方，在江苏常州市东南三十里有淹城。《越绝市·吴地传》云：“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吴所葬。”张宗祥校：“‘淹’，当作‘奄’。‘奄’，古东诸侯。”顾颉刚指出：“按看上节鲁地有淹中，知道‘淹’和‘奄’可通，不需改字。我们对这节文字应说明的倒是‘吴所葬’一语。这文既经指出了这城是淹君的，这冢是淹君子女的，那么这里的遗迹当然都是南迁的奄人所留，和吴根本不发生关系。所以说为‘吴所葬’，即缘作者对于历史事实的模糊，他不知道奄和吴族类有别，时代也不同，以致错误地认为淹君是吴人。然而就在这段文字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知道江南有奄。”《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五常州府：淹城在府东南三十里，其城二重，濠堑深阔，周广十五里。”陈志良《奄城访古记》云：“今常州城南二十里许有奄城遗址，亦作‘淹城’。……遗址外观，高出地面丈许。城有三道：外块（原注：俗称外罗城）、内城（原注：俗称里罗城）、子城（原注：俗称紫禁城）。城用黄土筑成，未见版筑之迹。外城，内城各有河绕之，不相通流，深丈许，宽十一、二丈。三城出入口祗一道：外城在正西，内城在西南，了城在正南。全成直径一里半；外城周六里，内城周三里，子城周里许。外城高于城外之农田；内城高于外城；子城更高于内城。子城、内城间有土冈一道，由东向西，名跑马冈，传为淹君驰马处。外城西南部有土墩三，黄土筑成，高四丈余，在南者名头墩，在西高者名肚脐墩，在西者名脚墩，即《越绝书》所称之‘淹君子女冢’也。……遗址内最多者为有几何形花纹之片，……发现地点多在河滩。……淹城当为古代奄城南迁后的居留地。……汉代又在淹城故址扩而充之，设立毗陵县。”按周公伐奄，直把奄人从今山东曲阜县赶到了江苏常州市，可以想见当时全力穷追的情状。这个奄城遗址，规模如此阔大，又可以想见奄国人数的众多，力量的雄厚，虽武力已失败而仍有建设国家的能力。他们原居于殷的旧都，文化颇高，其向南迁徙，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为后起的吴国文化打下了基础。《吕氏春秋·古乐》：“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王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按这段记载中的“商人”和“东夷”即指奄、徐、淮夷诸国。他们在这次反抗斗争中曾经使用象阵作战，吕氏说他们“为虐”，表现出战事的剧烈情况。周人为了斩草除根计，把他们赶到长江以南才罢休。奄人自曲阜节节退避到常州，是与徐夷、淮夷、群舒、桐一同先迁到淮水北部，后又移入南部，再过江迁到常州，时间当在周昭王、穆王之时，因这二王连续征伐淮夷、徐夷，才迫使奄过江避难的。而吴泰伯、仲雍初立国在陕西陇县之吴岳，周武王时，又东迁于湖北荆蛮之地，到仲雍曾孙周章才迁至无锡市梅里。周章十四代孙寿梦时，才灭奄称吴王。在常州东面东海的东边有琉球群岛中，有一大岛叫奄美人岛，恐也与吴灭南奄后，南奄人东渡海逃迁于此而得名。奄人有一部分绕道黄河北岸西迁的，可能由萃县西入山西太谷县奄谷。《清一统志》卷九十六太原府：奄谷，在太谷县东南十五里，长四十里。东崖石壁有佛像，俗名千佛崖。”《淮南子·坠形训）：“正西弇州曰并土。”并土即指并州的土地，并州乃至今之山西。并州又叫弇州，正因奄人有迁于此者，即太谷县之奄谷。《姓氏录源》运氏：《姓苑》云：运，人姓。《路史》云：鲁后有运氏。澍按：京相璠云：今东郡廪丘东故城即郓城也，是运与郓同以邑为氏。按：运名义，乃用有幕盖的车运输货物者。周公旦、姜太公灭商、奄，以商人、奄人作搬运货物这奴隶，奄人赶着货车，于是叫运人，故奄之族既为子姓，而其分支运人亦为子姓，不是嬴姓。其地在今山东郓城县东十六里，隋置郓州。运地春秋时入于鲁，成为鲁米邑。而运人有一支西迁山西运城市。今山西芮城县有27人，襄汾县有14人，怀仁，垣曲、浦县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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