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你别无选择

大家好！今天让创意岭的小编来大家介绍下关于小说你别无选择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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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 1、作曲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 2、意识流的中国文学

• 3、王干：文学大师汪曾祺为什么会被遮蔽

• 4、现代文学必读书目

一、作曲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最起码你会乐理，而且要知道和声的编配，还有它的节奏型，你还是先把乐理和和声学好吧

顺便你可以熟悉键盘，或其他乐器，这样有利于你作曲 音乐里面最自由的就是作曲了，只要节奏对，那些豆芽随便你排，想怎么排就怎么排，能排出优美的让人欣赏的算你本事。

作曲就这么简单，没什么可谈的，要点就是节奏。

剩下的就是和声编曲了，和声很重要。

音乐理论说到底就是作曲理论。但因过于专业化而不易普及。这里仅就重要内容加以简介以为自学者提供方便。一．和声学

和声学是研究多个音共同发声的效果，规律的学问。若将旋律比作“骨”则和声就是“肉”，只有有了和声，音响才变得丰满、协和、动听。和声学地位非常重要，可谓是一切音乐理论的基础，许多音乐大师都对和声学作出过杰出的供献。但和声学内容浩繁、规则很多，不易学好。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刘索拉著，“新时期争鸣作品”)中的那个教授自称学了八年还没学好，可见难度之大。但掌握和声学基本常识得益最大，值得一试。这里简单介绍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和术语。

一　三和弦 由根音与上方三度音及上方五度音叠合而成的和弦叫“三和弦”。三和弦是构成和弦功能的最基本的和弦，用得最多。按结构分，三和弦有“大三和弦”、“小三和弦”和“减三和弦”(只有一个)。按功能则可分为“主和弦”(主音为根音的三和弦)、“属和弦”(属音的三和弦)和“下属和弦”(下属音的三和弦)。此外，每个三和弦又有两个转位和弦。主、属、下属这三个和弦称作“正三和弦”，其余的四个叫作“副三和弦”。这四个副三和弦又分属“属功能”组和“下属功能”组。现将自然音阶的七个音所构成的所有原位三和弦分列如下： 　根音　 功能　 种类 符号 1 　主和弦　 大三 T　(或Ⅰ) 2 二级和弦(下属类) 小三 SⅡ 3 三级和弦(属类) 小三 DⅢ 4 下属和弦 大三 S　(或Ⅳ) 5 属和弦 大三 D　(或Ⅴ) 6 六级和弦(下属类) 小三 SⅥ 7 七级和弦(属类) 减三 DⅦ 除了DⅦ这个减三和弦外，其余六个三和弦都是协和和弦。

二　七和弦，九和弦，变和弦

三和弦上再叠加一个三度音(根音的七音)形成的和弦叫作七和弦。七和弦是不协和和弦。最常用的七和弦是“属七和弦”(属和弦形成的七和弦)。重属和弦、减七和弦也时常碰到。若在七和弦上再加上一个三度音(即根音的九音)即为九和弦。九和弦也都是不协和和弦。若和弦中除根音外的某个音不按原规律而变换成另一个音，这样的和弦叫“变和弦”。九和弦与变和弦的功能色彩比较特殊且不易把握，故应用较少；简单作品中基本不出现。

三　和声声部 　 　

和声一般由“高音”、“中音”、“次中音”和“低音”这四个声部构成。在写和声的谱表里高音部处于最上方，低音部在最下方，中音、次中音部在当中。故常把高音部和低音部这两个声部统称为“外声部”，而中音和次中音声部则叫作“内声部”。高音部一般是主旋律声部；两个内声部主要是配置和声，也常被称作“填充声部”。和声在进行、连接中，内声部要求充实平稳，声部间不许交插。低音部始终是和声中的最低音，决定着根音，故它不仅起着基础作用，而且领导着和声的走向，其作用十分重要。 “四部和声”的写作是作曲的重要技能之一，作品不论大小，均应以此为起点(主旋律确定之后，即着手和声写作)。配器使和声织体具体化。(由于不同的乐器分属不同的声部，故总谱可按和声声部写，也可按乐器分组写：如弦乐声部、铜管乐声部、木管乐声部…)不同作曲家的和声风格往々各异：或富丽堂皇，或雄浑宽厚，或清澈透明。如瓦格纳的作品即以华丽著称。

四　和声的进行、连接、“解决” 　 　

和声在乐曲进程中要不断地转换、变化、中止；各声部也要为此恰当地过渡，连接。因此这是写和声的基本功。和声进行的基本特点是由“稳定”到“不稳定”再到“稳定”；由“协和”到“不协和”再到“协和”的交替循环。其功能进行的图式为：T-S-T，T-D-T　或T-S-D-T。小说《你别无选择》中多次提到的所谓“功能圈”就是这个意思。该小说中还提到“解决”这个术语。这是指不协和和弦(如七和弦)在进行，连接中向协和和弦转换的方式，其基本法则是将各声部的音向各自最靠近的协和音过渡，如　7→1；4→3，等；而协和音保持不变。

五　关于和声的“力度” 　

《你别无选择》中的那个叫森森的高材生热衷于模仿贝多芬，但由于贝多芬“力度盖世”而使得他成天在钢琴上乱砸以寻求“力度”。他的一句口头禅是“妈的，力度！”通常力度是指音响强度，用意文表示，如“p”代表“弱”，“f”代表“强”，“sf”为“特强”等等。但这里的力度则是另一个概念，否则用脚踩钢琴那“力度”一定超过贝多芬。小说中的“力度”主要指音响效果的力度，即和声的力度。和声的力度大概与和弦中包含的泛音系列的谐振频谱有关。因此也就与声部的数量及音程距离有关。一般说来，小三和弦的力度不如大三和弦；单音程的力度不及复音程(超过八度的音程)的力度；协和和弦的力度不如不协和和弦(减和弦除外)。所以森森才“在九和弦再叠加一个七和弦”。　

二．曲式学 　 　

曲式是指乐曲的结构形式。有“单段体”、“两段体”、“三段体”、“变奏曲式”“奏鸣曲式”及“回旋曲式”等。各主题乐段用“A，B，…”表示。如“两段体”的曲式图式是“　AB　”；“三段体”的图式是“　ABA’”，第三段　A’与第一段基本相同。儿童歌曲多为两段体甚至一段体；通俗歌曲多是三段式。而“圆 舞曲”则常采用回旋曲式。

三．复　调　 　

“复调”是相对于“主调”而言。如果只有一个声部担任主题旋律，其它声部仅起衬托作用，这样的音乐叫主调音乐。如果旋律声部不只一个，且各声部横向上彼此具有独立性，纵向上构成和声关系，形成和协的有机整体，则这样的音乐叫作“复调音乐”。复调音乐中，各声部的旋律依主次关系被称作“主旋律”、“副旋律”。主旋律只有一个。复调是重要的作曲技法，应用甚广，其理论基础是和声学。“赋格”是复调曲式之一，巴赫将其技巧发展成熟。

四．对位法 　

对位是“复调音乐”写作技法之一。它以和声学为理论基础，使各声部既协和又相对独立。如重声合唱(三重唱，四重唱)就是用对位法写的。对位法又有“严格对位”和“模仿对位”之分。俄、德音乐理论家推崇、恪守严格对位。

五．旋　律　 　

旋律就是曲调。它是一乐曲区别于它乐曲的根本特征，好似建筑物的风格和韵律。“音素”构成“动机”，动机进一步发展成主题从而形成旋律。具体说来，一定的“音型”、“节奏型”按特定的节奏节拍规律组合形成旋律。旋律具有视觉性：它体现在旋律线(符头的连线)上。早期有些音乐家追求“旋律线的优美”，认为好的旋律视觉上也应是美的。旋律的创作一靠天才二靠灵感三靠实践。旋律写作的技巧性是很强的，其发展手法多种多样，最为丰富。常用的发展手法有：重复，模进，模仿，紧缩，扩展，变化，对比，变奏等。多数概念的讲解要通过板示和视听。

六．配　器　 　

配器法是管弦乐的写作技法，故又称为“管弦乐法”或“乐器法”。但对于一切乐队的演奏乃至于通俗歌曲的伴奏都离不开配器的运用，因此学一点配器知识很有实用价值。

学习配器法是要解决如下问题：

·各种乐器的发声原理，音色，音量及演奏法等

·各种乐器间音量上的匹配关系

·正确地选用乐器以求正确地表现作品的主题及风格

现假设一个例子：我写了一部小提琴协奏曲。但小提琴手拿到谱子后来找我说：没法拉。我坚信写作没有问题：旋律优美、和声丰满。问题在哪？可能有三。一是分谱的音域不对，上限或下限超出小提琴的音域范围。二是我把三和弦写成三个音，而小提琴最多只能同时拉出两个音，琴手当然没法拉。三是和弦音程过大：如一个音在G弦(四弦)上，而另一个则跑到了A弦(二弦)上。当中隔着一根弦，你让他(她)怎么拉？！　再如，一个乡镇企业发了以后买了一堆洋乐，组成了乐团，排演了节目，遂请专家光临指导。可指挥看后大摇其头，表示爱莫能助。原因是⑴乐器数量不匹配，有些超过大型乐团；⑵不讲配器，搞大齐奏，这是专业乐手也难以办到的。　 　

以上两例失败原因盖出于不懂配器常识。此外，在通俗歌曲伴奏中，若不适当运用配器法也可出现一些问题，如“杂乱无章”，“喧宾夺主”之类。但电声乐器的发音、音色、功能特点及演奏技巧等都与传统乐器迥异，自成体系，故传统配器法基本不适合于纯电声乐队

二、意识流的中国文学

意识流文学在中国的出现有过两次高潮，一是五四期间，一是八十年代。中国的意识流文学并非来源于西方意识流派，这是针对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而言的。1918年鲁迅发表的《狂人日记》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具有意识流特征的小说。而那个时候，《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还未诞生。

有人认为，五四期间中国意识流文学的来源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和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以及日本的“私小说”。弗洛伊德的著作在当时已经进入中国，并且对中国作家产生很大的影响。鲁迅就是其中一个最早引介弗洛伊德学说的人物。而《苦闷的象征》正是由鲁迅翻译。

与鲁迅一样曾经留学日本的郁达夫也深受弗洛伊德和日本私小说的影响，1921年发表的《沉沦》就具有私小说的特征，小说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抒情的“自述式”笔调表现了“弱国子民”的自惭与对性爱的渴求，郁达夫在把弗洛伊德的观点和方法运用于人物心理和生理描写的同时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

郭沫若也曾经在《批评与梦》等文章中对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理论及梦的理论表示赞赏。1922年郭沫若发表具有意识流风格的小说《残春》，写了性本能被压抑及其梦中得到宣泄的全过程，可见他对弗洛伊德的性本能是人的原动力的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也创作出了一批具有意识流风格的小说。他们的作品借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又具有现代主义特性，融合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现实主义因素。

严格来讲，五四期间真正的意识流小说并没有出现，但是意识流小说对人的内心世界的重视，以及它所具有的联想、内心独白、内心分析等艺术表现手法，却对中国20世纪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渗透于小说创作之中。 1963年香港作家刘以鬯发表的长篇小说《酒徒》被视为华文文学第一部意识流长篇小说。同样是在60年代，台湾作家白先勇由于受到英国文学的影响，开始尝试意识流小说，包括《香港——一九六0》《游园惊梦》等。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大陆的意识流文学直到八十年代才重新涌现。

王蒙是新时期中国意识流小说的首倡者与重要的实践者。在1979年至1980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王蒙相继发表了《布礼》、《夜的眼》、《风筝飘带》、《蝴蝶》、《春之声》、《海的梦》这一组被称为“集束手榴弹”的六篇中短篇小说，对西方意识流手法进行了尝试与创新。

1981年高行健发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对西方意识流技巧进行了探讨。同一时期北岛发表《波动》，李陀发表《自由落体》《七奶奶》等意识流小说引起广泛讨论。随后中国大陆掀起了意识流文学热潮，出现了陈洁的《大河》、张宝发的《奇境》、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魏志远的《一种线条》、李叔德《不眠人的自白》、徐星《无主题变奏》、扎西达娃的《流》、张承志《北方的河》等一批具有意识流风格的小说。

从1985年开始，莫言的出现，将中国意识流文学推向了一个高峰。他相继发表了《枯河》《爆炸》《红高粱》《欢乐》《红蝗》等一系列具有强烈意识流风格的小说，引起文坛轰动。其中《红高粱》成为了80年代中国文坛的里程碑之作，小说以时空错乱的顺序，借用意识流的表现方法，叙述了昔日发生在山东某乡村的一曲生命的颂歌。莫言称福克纳为导师，他的意识流技巧也与福克纳相似，多采用蒙太奇手法，例如慢镜头描写、多视角叙事、意象比喻等。但和福克纳一样，莫言也并非纯粹的意识流作家，他的大部分小说创作仍隶属于现实主义范畴。

与莫言同时期另一个不可忽略的作家是残雪。她的《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突围表演》 给文学界带来了一阵“残雪旋风”，形成了文学界的“残雪现象”。她的作品借用西方意识流的手法，挖掘人的深层精神世界，揭露人性丑恶的一面，这在当时中国文坛属于另类文学。

80年代之后，意识流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写作技巧，出现在很多作家的作品里，例如王小波、余华、张炜等等。

三、王干：文学大师汪曾祺为什么会被遮蔽

1、原文：

文学大师汪曾祺为什么会被遮蔽

我们一直呼唤大师，也一直感叹大师的缺席。但有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忽略大师的存在，尤其是大师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性地色盲。有一个作家去世十八年了，他的名字反复被读者提起，他的作品反复被重版，年年在重版，甚至比他在世的时候，出版的量还要大，我们突然意识到一个大师就在我们身边，而我们却冷淡了他，雪藏了他。

他就是汪曾祺。

翻开当代的文学史，他的地位有些尴尬，在潮流之外，在专章论述之外，常常处于“还有”之列。“还有”在文学史的编写范畴中，常常属于可有可无之列，属于边缘，属于后缀性质，总之，这样一个大师被遮蔽了。

汪曾祺为什么会被遮蔽？有其现实的合理性。纵观这些年被热捧的作家常常是踩到“点”上，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围观。那么这个“点”是什么，“点”又是如何形成的？

形成中国文学的“点”，大约由两个纵横价值标杆构成。纵坐标是沿袭已久的革命文学传统价值，横坐标则是外来的文学标准，在1978年前这个外来标准，是由前苏联文学的传统构成，稍带一点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比如列宁肯定过的“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托尔斯泰等；而1978年以后的外来标准则偏重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体系。而汪曾祺的作品，则恰恰在这两个价值标杆之外。

先说革命文学传统。这一传统在鲁迅时代已经形成，这就是“遵命文学”，鲁迅在《呐喊》的自序里明确提出要遵命，遵先驱的命。之后发展起来的新文学传统，将“遵命文学”的呐喊精神和战斗精神渐渐钝化，慢慢演化为配合文学，配合政治，配合政策，配合运动，到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到极致，最后变成了所谓的“阴谋文学”。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些思潮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汪曾祺的创作自然无法配合这些重大的文学思潮，因而就有了“我的作品上不了头条”的感慨。汪曾祺对自己作品在当时价值系统里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说我的作品上不了头条。“头条”在中国文学期刊就是价值的核心所在。“我的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我的作品和我的某些意见大概不怎么招人喜欢”，“三十多年来，我和文学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些话正好说明汪曾祺在文坛被低估的原因。苏北在《汪曾祺二三事》一文中曾经记述了汪曾祺和林斤澜的一段往事：

晚上程鹰陪汪、林在新安江边的大排档吃龙虾。啤酒喝到一半，林忽然说：“小程，听说你一个小说要在《花城》发？ ”

程鹰说：“是的。”林说：“《花城》不错。”停一会儿又说：“你再认真写一个，我给你在《北京文学》发头条。”

汪丢下酒杯，望着林：“你俗不俗？难道非要发头条？”林用发亮的眼睛望着汪，笑了。

汪说：“我的小说就发不了头条，有时还是末条呢。”

叶兆言在谈到汪曾祺的作品时一段话很有意思：“如果汪曾祺的小说一下子就火爆起来,结局完全会另外一种模样。具有逆反心理的年轻人，不会轻易将一个年龄已不小的老作家引以为同志。好在一段时间里，汪曾祺并不属于主流文学，他显然是个另类，是个荡漾着青春气息的老顽童，虽然和年轻人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然而在不屑主流这一点上找到共鸣。文坛非常世故，一方面，它保守，霸道，排斥异己，甚至庸俗；另一方面，它也会见风使舵，随机应变，经常吸收一些新鲜血液，通过招安和改编重塑自己形象。毫无疑问,汪曾祺很快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而且这种喜爱可以用热爱来形容。”汪曾祺不屑于主流，主流自然也不屑于他，他被文学史置于不尴不尬的位置也就很自然了。

这也是目前的文学史对汪曾祺的评价过低的第一个原因。革命文学传统语境中的文学史评判规则所沿袭的前苏联模式，简单地说就是政 治 标 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也就是说以革命的价值多寡来衡量作品的艺术价值。“上不了头条”的汪曾祺自然就难以占据文学史的重要位置，汪曾祺很容易被划入到休闲淡泊的范畴，容易和林语堂、梁实秋、周 作 人为伍，只能作为文学的二流。

长期以来新文学的评判标准依赖于海外标准。这个海外标准就是前苏联的文学价值体系和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派文学的价值体系为主、外加派生出来的汉学家评价系统所秉持的标准。汉学家的评价系统是通过翻译来了解中国的文学作品的。而汪曾祺正好是最难以翻译的中国作家之一，渗透在他作品中的中国气息和中华文化，却是通过他千锤百炼的语言精华来体现的。而翻译正好将这样的精华过滤殆尽，汪曾祺的小说如果换成另一种语言就难以传达出韵味来，而在故事的层面汪曾祺的小说是没有太多的竞争力的。因为汪曾祺奉承的就是“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而翻译造成的语言的流失，无异于锅底抽薪。而汪曾祺在这两个标准中都没有地位，是游离的状态，前苏联的红色标准来看汪曾祺的作品，无疑是灰色。

1978年新时期以来的西方现代主义热潮为何又将汪曾祺至于边缘呢？

这要从汪曾祺的美学趣味说起。汪曾祺无疑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巨大影响，但汪曾祺心仪的作家正好是国内现代主义热潮中不受追捧的阿索林，他写过一篇《阿索林是古怪的》，称“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在《谈风格》说到阿索林：“他是一个沉思的、回忆的、静观的作家。他特别擅长于描写安静，描写在安静的回忆中的人物的心理的潜微的变化。他的小说的戏剧性是觉察不出的戏剧性。他的‘意识流’是明澈的，覆盖着清凉的阴影，不是芜杂的，纷乱的。热情的恬淡，入世的隐逸。”而上个世纪80年代一般人认为的现代派常常是喧嚣的、颓废的、疯狂的、不带标点符号的，叛逆而不羁，泥沙而俱下，我们从当时走红的两篇被称为“现代派”代表作的小说《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的走红，就可以看出它恰恰是纷乱的、芜杂的、炎热的，宗旨是不安静的。之后出现的以《百年孤独》引发的拉美文学热，那种魔幻和神奇以及混合在魔幻神奇之间拉美土地的政治苦难和民族忧患，好像也是汪曾祺的作品难以达到的。

而汪曾祺所心仪膜拜的西班牙作家阿索林在中国的影响，就远远不能和那些现代主义的明星相比了。这位出生于1875年、卒于1966年的西班牙作家，在民国时期被译作“阿左林”，戴望舒和徐霞村合译过他的《塞万提斯的未婚妻》，卞之琳翻译过《阿左林小集》，何其芳自称写《画梦录》时曾经受到阿左林的影响。但即便如此，阿索林在中国翻译的外国作家里，还是算不上响亮的名字，很多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也不见得了解多少，至今关于他的论文和随笔译成中文的也就20篇左右。阿索林在中国的冷遇，说明了汪曾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偏安一隅的境地是可以理解的。设想如果没有泰戈尔在中国巨大影响，怎会有冰心在现代文学史的崇高地位呢？

汪曾祺游离于上述两种文学价值体系之外，不在文学思潮的兴奋“点”上，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今他在读者和作家的慢热，持久的热，正说明文坛在慢慢消褪浮躁，夸张的现出原形，扭曲的回归常态，被遮蔽的放出光芒。当中国文学回归理性，民族文化的自信重新确立的时候，汪曾祺开始释放出迷人而不灼热的光芒来。

汪曾祺光芒来自于他无人能替代的独特价值。汪曾祺的价值首先在于连接了曾经断裂多时中国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之间的断裂是历史造成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在建国后鲜有优秀作品出现，原因很多，有的是失去了写作的权利，有的是为了配合而失去了写作个性和艺术的锋芒。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大师虽然有写作的可能，但艺术上乏善可陈，而老舍唯一的经典之作《茶馆》，按照当时的标准是准备作为废品丢弃的，幸亏焦菊隐大师慧眼识珠，才免了一场经典流失的事故。而建国后出现的作家，在文脉上是刻意要和“五四”文学划清界限的，因而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隔着一道鸿沟。汪曾祺是填平这道鸿沟的人，不仅是跨越了两个时代的写作，更重要的是汪曾祺将两个时代天衣无缝地衔接在一起，而不像其他作家在两个时代写出不同的文章来。早年的《鸡鸭名家》和晚年的《岁寒三友》放在一起，是同一个汪曾祺，而不像《女神》和《放歌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郭沫若。最有意味的是，汪曾祺还把他早年的作品修改后重新发表，比如《异秉》等，这一方面表现了他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同时也看出他愿意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进行有效的缝合。这种缝合，不是言论，而是他自身的写作。

现在人们发现汪曾祺在受到他尊重的沈从文先生的影响外，还受到了“五四”时期另一个比较边缘化作家的废名的影响。废名是一个文体家，不过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境遇不仅不如沈从文，连前面说到的二流也够不上。但废名在小说艺术上的追求、对汉语言潜能的探索不应该被忽略。而正因为汪曾祺优雅而持久的存在，才使得废名的名没有废，才使得废名的作品被人们重新拾起，才使得文学史有了对他重新估评、认识的可能。这是对现代文学史的最好传承和张扬。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曾经说到这样一个观点：不是前人的作品照亮后人，而是后人的光芒照亮了前人。汪曾祺用他的作品重新照亮了沈从文，照亮了废名，也照亮了文学史上常常被遮蔽的角落。

人们常常说到汪曾祺受到沈从文的影响，而很少有人意识到“青出蓝而胜于蓝”。如果就作品的丰富性和成熟度而言，汪曾祺已经将沈从文的审美精神进行了扩展和延伸，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沈从文的价值在于对乡村的抒情性描写和摒弃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他从梅里美、屠格涅夫等古典主义作家那里汲取营养，开创了中国风俗小说的先河。汪曾祺成功地继承了老师淡化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和诗化、风俗化、散文化的抒情精神，但汪曾祺将沈从文的视角从乡村扩展到市井，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一般来说，对乡村的描写容易产生抒情、诗化意味，在欧洲的文学传统和俄罗斯文学的巨星那里，对乡村的诗意描绘已经有着庞大的“数据库”，在中国文学传统里，虽然没有乡土的概念，但是中国的田园诗歌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山水游记、隐士散文，对乡村的诗意描绘和诗性想像也有着深厚的传统积淀。而对于市井来说，中国文学少有描写，更少诗意的观照。比如《水浒传》，作为中国第一部全方位的描写市井的长篇小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水浒传》里的市井很难用诗意来描写，这是因为市井生活和乡村生活相比，有着太多的烟火气，有着太多的世俗味。但生活的诗意是无处不在的，人们常常说不是生活缺少诗意，而是缺少发现诗意的眼睛。汪曾祺长着这样一双能够发现诗意的眼睛，他在生活当中处处能够寻觅到诗意的存在。好多人写汪曾祺印象时，会提到他那双到了晚年依然充满着童趣和水灵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外化。汪曾祺那双明亮、童心的眼睛让他在生活中发现了一般人忽略或不以为然的诗意。像《大淖记事》、《受戒》这类带着乡村生活的题材自然会诗意盎然，当然在汪曾祺的同类题材作品中，这两篇的诗意所达到的灵性程度和人性诗意也是同时代作家无人能及的。而在《岁寒三友》、《徙》、《故里三陈》等纯粹的市井题材的小说中，汪曾祺让诗意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当然，或许有人说，描写故乡生活的“朝花夕拾”，容易带着记忆和回忆的情感美化剂，容易让昔日的旧人旧事产生温馨乃至诗意的光芒，因为故乡是人的心灵出发点，也是归宿点。但当你打开汪曾祺的《安乐居》、《星期天》、《葡萄月令》等以北京、张家口、昆明、上海为背景的作品，还是感到那股掩抑不住的人间情怀、日常美感。汪曾祺能够获得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地域读者的喜爱，是有道理的。市井，在汪曾祺的笔下获得了诗意，获得在文学生活中的同等地位，而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词，而是人的价值的体现。汪曾祺自己意识到这种市井小说的价值在于“人”的价值，他说，“‘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市井小说’嘛，都是‘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大量存在，中国有多少城市，有多少市民？他们也都是人。既然是人，就应该对他们注视，从‘人’的角度对他们的生活观察、思考、表现。”可惜这样的文学创造价值被人忽略太久。

就语言的层面而言，沈从文可谓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都是那么的精确和自然。但不难看出，沈从文的小说语言显然带着新文学以来的痕迹，这个痕迹就是西方小说的文体，当然这就造成新文学的文体与翻译的文体形成了某种“同构”。在白话文草创时期，新文学的写作自然会下意识地接受翻译文体的影响，像鲁迅的小说语言和他翻译《铁流》的文体是非常相像的。沈从文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对翻译文体过滤得最为彻底的作家，但毋庸置疑，沈从文的小说语言虽然带着浓郁的中国乡土气息和民间风味，也带着“五四”新文学的革新气息，但读沈从文的作品，很少会去联想到中国的古典文化和中国的文人叙事传统。而汪曾祺比之沈从文，在语句上，平仄相间，短句见长，那种比较欧化的长句几乎没有，读汪曾祺的小说，很容易会想到唐诗、宋词、元曲、笔记小说、《聊斋》、《红楼梦》，这是因为汪曾祺自幼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对中国文化的传统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比沈从文的野性、原生态要多一些文气和典雅。作为中国小说的叙事，在汪曾祺这里，完成古今的对接，也完成了对翻译文体的终结。翻译文体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由来已久，也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但是翻译文体作为舶来品，最终要接上中国文化的地气。汪曾祺活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历史造就了这样的机会，让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叙事”。尤其是1978年以后，中国文学面临着重新被欧化的危机，面临着翻译文体的第二潮，汪曾祺硕果仅存地提醒着意气风发一心崇外的年轻作家，“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汪曾祺作为“现代”文学的过来人，在当代文学时期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他不是那种只说不练的前辈自居的过来人，他的提醒虽然不能更正一时的风气，但他作品的存在让年轻人刮目相看，心服口服。

汪曾祺的另一个价值在于用他的作品激活了传统文学在今天的生命力，唤起人们对汉语言文字的美感。早在8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风起云涌的时候，他在各种场合就反复强调“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当时看来好像有点不合时宜，而现在看来却是至理名言，说出了中国文学的正确路径。时过30多年，当我们在寻找呼唤“中国叙事”时，蓦然回首，发现汪曾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经典的文本。汪曾祺通过他的创作唤醒了沉睡已久的汉语美感，激发了那些隐藏在唐诗、宋词、元曲之间的现代语词的光辉，证明了中华美文在白话文时代同样可以熠熠生辉。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传承渗透在汪曾祺作品的每一个角落，他的触角在小说散文之余遍及戏剧、书画、美食、佛学、民歌、考据等诸多领域，他的国学造诣润物细无声地滋润着读者。对这方面的成就已经有很多人论述过，我不再赘述。

汪曾祺的价值还在于打通了文学创作与民间文学的内在联系，将知识分子精神、文人传统、民间情怀有机地融为一体。“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是现代知识分子对旧的文化的一次成功改造。由于五四作家大多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他们的作品虽然都是拿来主义的色彩比较浓，但因国学融入到血液之中，他们的作品并不是白开水式的无味。但毋庸置疑，“五四”以来的文学存在着过于浓重的文人创作痕迹，不接地气。汪曾祺早期的小说，也带着这样的痕迹。而建国之后的小说，则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的小说文气依旧，但接地气，通民间，浑然天成。这种“天成”，或许被动的，因为建国后的文艺政策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准绳，讲话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文艺家要向民间学习，向人民学习。这让汪曾祺和同时代的作家必须放下文人的身段，从民间汲取养分，改变文风。而汪曾祺得天独厚之处，他和著名农民作家赵树理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共事五年，赵树理是当时文学界的一面旗帜，又是汪曾祺的领导（赵树理是主编，汪曾祺是编辑部主任），汪曾祺很自然会受到赵树理的影响，汪曾祺后来曾著文回忆过赵对他的影响。而《说说唱唱》具体的编辑工作，又让他有机会阅读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学作品，据说有上万篇。时代的风气，同事的影响，阅读的熏陶，加之汪曾祺天生的民间情怀（早年的《异秉》就是市井民间的写照），让他对民间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而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成右派发配到远离城市的张家口乡村之后，更加体尝到民间文化的无穷魅力。

他的一些小说章节改写于民间故事，而在语言、结构的方面处处体现出民间文化的巨大影响。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对汪曾祺所呈现出来的民间文化的特点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也许汪曾祺的“民间性”不如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鲜明，但汪曾祺身上那种传统文化的底蕴是山药蛋派作家难以想象和企及的，雅俗文野在汪曾祺身上得到高度和谐的统一，在这方面，汪曾祺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第一人。

汪曾祺可以当之无愧称为20世纪中国的文学大师，他的“大”在于融汇古今、贯彻中西，将现代性和民族性成功融为一体，将中国的文人精神与民间的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成为典型的中国叙事、中国腔调，他的价值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瑰宝，随着人们对他的认识深入，其价值越来越弥足珍贵，其光泽将会被时间磨洗得越发明亮迷人。（文/王干）

2、拓展：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四、现代文学必读书目

现代文学之作品部分

1、鲁迅：《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野草》

2、郭沫若：《女神》、《屈原》

3、《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

4、茅盾：《子夜》

5、郁达夫：《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

6、老舍：《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断魂枪》

7、巴金：《家》、《寒夜》

8、沈从文：《边城》

9、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

10、张天翼：《华威先生》、《包氏父子》

11、萧红：《呼兰河传》

12、刘呐欧：《都市风景线》

13、施蛰存：《梅雨之夕》

14、穆时英：《白金的女体雕像》

15、张恨水：《金粉世家》

16、曹禺：《雷雨》、《日出》、《原野》

17、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18、张爱玲：《金锁记》

19、钱钟书：《围城》

20、路翎：《财主的女儿们》

二、当代文学之作品部分

1、赵树理：《登记》、《锻炼锻炼》

2、李准：《李双双小传》

3、柳青：《创业史》

4、周立波：《山乡巨变》

5、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春之声》、《活动变人形》

6、孙犁：《芦花荡》、《荷花淀》

7、茹志娟：《百合花》

8、杨沫：《青春之歌》

9、梁斌：《红旗谱》

10、欧阳山：《三家巷》

11、曲波：《林海雪原》

12、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13、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14、老舍：《茶馆》

15、刘心武：《班主任》

16、丛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

17、高晓生：《陈奂生上城》

18、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19、张贤亮：《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20、何士光：《乡场上》

21、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

22、路遥：《人生》、《平凡的人生》

23、王安忆；《小城之恋》、《小鲍庄》、《长恨歌》

24、冯骥才：《三寸金莲》

25、陆文夫：《美食家》

26、汪曾祺：《受戒》

27、陈忠实：《白鹿原》

28、张炜：《古船》

29、张承志：《北方的河》

30、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31、阿城：《棋王》

32、韩少功：《爸爸爸》

33、贾平凹：《腊月·正月》、《废都》、《秦腔》

34、谌容：《人到中年》

35、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丰乳肥臀》

36、残雪：《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

37、马原：《虚构》

38、余华：《现实一种》、《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39、格非：《褐色鸟群》

40、铁凝：《哦，香雪》、《玫瑰门》

41、林白：《一个的战争》

42、陈染：《私人生活》

43、刘索拉：《你别无选择》

44、池莉：《烦恼人生》

45、刘震云：《一地鸡毛》、《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

46、方方：《风景》

47、苏童：《妻妾成群》

48、陈思和、李平主编：《当代文学100篇》（三卷本），学林出版社，I217.2——158

49、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1917—2000）（四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I216.1－5：

50、张洁：《爱是不能遗忘的》

三、理论部分

1、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I210.97—140.

2、汪辉：《反抗绝望——鲁迅以及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I210.97.101

3、钱理群：《心灵的探寻》，河北教育出版社，I210.97.1022

4、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I206.6—135.

5、王晓明：《二十世纪文学史论》，东方出版中心，I209.6—33：1、2

祝：新版为两卷本；旧版为三卷本；

6、陶东风：《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I209.7－43

7、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上海三联书店，I207.42——69

8、许志英、丁帆，《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下），人民文学出版社，I207.77

9、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I207.42

10、王艳峰：《从依赖到自觉：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I206.7－354

11、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I206.7－219

12、杨守森：《灵魂的守护》，山东友谊出版社，I206.7－128

13、周宪：《思想的碎片》，山东友谊出版社，I206.7－125

14、徐岱：《感悟存在》，山东友谊出版社，I206.7－126

15、金元浦：《扣问仿真年代》，山东友谊出版社，I206.7－127

16、陶东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山东友谊出版社，I206.7－127

17、温儒敏：《北大文学讲堂》，中央编译出版社，I206.6－53

18、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I206.1－138

19、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I053.11

20、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I01.6

21、刘捷、邱美英、王逢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I0.316

22、李泽厚：《美学三书》，安徽文艺出版社，（特别是其中的《华夏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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