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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通鉴论中华书局（读通鉴论中华书局pdf）
发布时间：2023-04-24 09: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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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让创意岭的小编来大家介绍下关于读通鉴论中华书局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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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关于国学的书籍
梁启超推荐国学书目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
《论语》 《孟子》
《论语》为二千来国人思想之总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务略举其辞，或摘记其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
《论语》、《孟子》之文，并不艰深，宜专读正文，有不解处，方看注释。注释之书，朱熹《四书集注》，为其生平极矜慎之作，可读，但其中有随入宋儒理障处，宜分别观之。
清儒注本，《论语》则有戴望《论语》注，《孟子》则有焦循《孟子》正义最善。戴氏服膺颜习斋之学，最重实践，所注似近孔门真际，其训诂亦多较朱注为优，其书简洁易读。
焦氏服膺戴东原之学，其孟子正义在清儒诸经新疏中为最佳本，但文颇繁，宜备置案头，遇不解时，或有所感时，则取供参考。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乃戴氏一家哲学，并非专为注释《孟子》而作，但其书极精辟，学者终需一读，最好是于读《孟子》时并读之，既知戴学纲领，亦可以助读《孟子》之兴味。
焦循《论语通释》，乃摹仿《孟子字义疏证》而作，将全部《论语》拆散，标准重要诸义，如言仁，言忠恕……等，列为若干目，通观而总诠之可称治《论语》之一良法且可应用其法以治他书。
右两书篇页皆甚少，易读。
陈沣《东塾读书记》中读《孟子》之卷，取《孟子》学说分项爬疏，最为精切，其书不过二三十页，宜一读以观前辈治学方法，且于修养亦有益。
《易经》
此书为孔子以前之哲学书，孔子为之注解，虽奥衍难究，然总须一读。吾希望学者将《系辞传》、《文言传》熟读成诵，其卦象传*十*条，则用别纸钞出，随时省览。
后世说《易》者言人人殊，为修养有益起见，则程颐之《程氏易传》差可读。
说《易》最近真者，吾独推焦循，其的著《雕菰楼易学》三书(《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皆称精诣，学者如欲深通此经，可取读之，否则可以不必。
《礼记》
此书战国及西汉之“儒家言”丛编，内中有极精纯者，亦有极破碎者，吾希望学者将《中庸》、《大学》、《礼运》、《乐记》四篇熟读成诵，《曲礼》、《王制》、《檀弓》、《礼器》、《学记》、《坊记》、《表记》、《缁衣》、《儒行》、《大傅》、《祭义》、《祭法》、《乡饮酒义》诸篇 ，多游览数次，且摘录其精要语。
若欲看注解，可看《十三经注疏》内郑注孔疏。《孝经》之性质与《礼记》同，可当《礼记》之一篇读。
《老子》
道家最精要之书，希望学者将此区区五千言熟读成诵。
注释书未有极当意者，专读白文自行寻索为妙。
《墨子》
孔墨在先秦时，两圣并称，故此书非读不可，除《备城门》以下各篇外，余篇皆宜精读。
注释书以孙诒让《墨子间诂》为最善，读《墨子》宜照读此本。
《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有张惠言《墨子经说解》及梁启超《墨经》两书可参观，但皆有未精惬处，《小取》篇有胡适新诂可参观。
梁启超《墨子学案》属通释体裁，可参观助兴味，但其书为临时讲义，殊未精审。
《庄子》
内篇七篇及杂篇中之《天下篇》最当精读。
注释有郭庆藩之《庄子集释》差可。
《荀子》
《解蔽》、《正名》、《天论》、《正论》、《性恶》、《礼论》、《乐论》诸篇最当精读，余亦须全部游览。
注释书王先谦《荀子注》甚善。
《尹文子》 《慎子》 《公孙龙子》
今存者皆非完书，但三子皆为先秦大哲，虽断简亦宜一读，篇帙甚少，不费力也。《分孙龙子》之真伪，尚有问题。
三书皆无善注，《尹文子》、《慎子》易解。
《韩非子》
法家言之精华，须全部游览(其特别应精读之诸篇，因手边无原书，？举恐遗漏，他日补列)。
注释书王先谦《韩非子集释》差可。
《管子》
战国末年人所集著者，性质颇杂驳，然古代各家学说存其是者颇多，宜一游览。
注释书戴望《管子校正》甚好。
《吕氏春秋》
此为中国最古之类书，先秦学说存其中者颇多，宜游览。
《淮南子》
此为秦汉间道家言荟萃之书，宜稍精读。
注释书闻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颇好。
《春秋繁露》
此为西汉儒家代表的著作，宜稍精读。
注释书有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颇好。
康有为之《春秋董氏学》，为通释体裁，家参看。
《盐铁论》
此书为汉代儒家法家对于政治问题对垒抗辩之书，宜游览。
《论衡》
此书为汉代怀疑派哲学，宜游览。
《抱朴子》
此书为晋以后道家言代表作品，宜游览。
《列子》
晋人伪书，可作魏晋部玄学书读。
右所列为汉晋以前思想界之重要著作，六朝隋唐间思想界著光采者为佛学其书目当别述之。以下举宋以后学术之代表书，但为一般学者节啬精力计，不愿多举也。
《近思录》 朱熹著，江永注
读此书可见程朱一派之理学，其内容何如。
《朱子所谱"朱子论学要语》 王懋竑著
此书叙述朱学全面目最精要，有条理。
若欲研究程朱学派，宜读《二程遗书》及《朱子语类》，非专门斯业者可置之。南宋时与朱学对峙者尚有李东莱之文献学一派，陈龙川、叶水心之功利主义一派，及陆象山之心学一派，欲知其详，宜读各人专集；若观大略，可求诸《宋元学案》中。
《传习录》 王守仁语徐爰、钱洪德等记
读此可知王学梗概。欲知其详，宜读《王文成公全书》。因阳明以知行合一为教，要合观学问事功，方能看出其全部人格，而其事功之经过，具见集中各文，故阳明集之重要，过于朱、陆诸集。
《明儒学案》 黄宗羲著
《宋元学案》
黄宗羲初稿，全祖望、王梓材两次续成此二书为宋元明三朝理学之总记录，实为创作的学术史。《明儒学案》中姚江、江右、王门、泰州、东林、戢山诸案最精善。《宋元学案》中象山案最精善；横渠、二程、东莱、龙川、水心诸案亦好；晦翁案不甚好；百源(邵雄)、涑水(司马光)诸案，失之太繁，反不见其真相；末附荆公(王安石)新学略最坏，因有门户之见，故为排斥。欲知荆公学术，宜看《王临川集》。
此二书卷帙虽繁，吾总望学者择要游览，因其为六百年间学术之总汇，影响于近代甚深，且汇诸家为一编，读之不甚费力也。
清代学术史，可惜尚无此等佳著。唐鉴之《国朝案小识》，以清代最不振之程朱学派为立脚点，偏狭固陋，万不可读；江藩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亦学案体裁，较好，但江氏常识亦凡庸，殊不能叙出各家独到之处，万不得已，姑以备参考而已。启超方有事于《清儒学案》，汗青尚无期也。
《日知录》、《亭林文集》 顾炎武著
顾亭林为清学开山第一人，其精力集注于《日知录》，宜一游览。读文集中各信札，可见其立身治学大概。
《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著
黄梨洲为清初大师之一，其最大贡献在两学案，此小册可见其政治思想之大概。
《思问录》 王夫之著
王船山为清初大师之一，非通观全书，不能见其精深博大，但卷帙太繁，非别为系统的整理，则学者不能读，聊举此书发凡，实不足以代表其学问之全部也。
《颜氏学记》 戴望编
颜习斋为清初大师之一，戴氏所编学记，颇能传其真。徐世昌之《颜李学》亦可供参考，但其所集《习斋语要》、《恕谷(李塨)语要》将攻击宋儒语多不录，稍失其真。
顾、黄、王、颜四先生之学术，为学者所必须知，然其著述皆浩博，或散佚，不易寻？，启超行将为系统的整理记述，以饷学者。
《东原集》 戴震著
《雕菰楼集》 焦循著
戴东原、焦里堂为清代经师中有清深之哲学思想者，读其集可知其学，并知其治学方法。
启超所拟著之《清儒学案》，东原、里堂学两案，正在属稿中。
《文史通义》 章学诚著
此书虽以文史标题，实多论学术流别，宜一读。
胡适著《章实斋年谱》，可供参考。
《大同书》 康有为著
南海先生独创之思想在此书，曾刊于《不忍杂志》中。
《国故论衡》 章炳麟著
可见章太炎思想之一斑。其详当读章氏丛书。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冥著
有偏宕处，亦有独到处。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 胡适著
《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启超著
将读先秦经部、子部书，宜鸹读此两书，可引起兴味，并启发自己之判断力。
《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著
欲略知清代学风，宜读此书。
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
《尚书》
内中惟二十八篇是真，书宜精读，但其文佶屈赘牙，不能成诵亦无妨。余篇属晋人伪撰，一游览便足(真伪篇目，看启超所著《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日内当出版)。
此书非看注释不能解，注释书以孙星衍之《尚书今古文注疏》为最好。
《逸周书》
此书真伪参半，宜一游览。
注释书有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颇好。
《竹书纪年》
此书现通行者为元、明人伪撰。其古本，清儒辑出者数家，王国维所辑最善。
《国语》 《春秋左氏传》
此两书或本为一书，由西汉人析出，宜合读之。《左传》宜选出若干篇熟读成诵，于学文甚有益。
读《左传》宜参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可以得治学方法。
《战国策》
宜选出若干篇熟读，于学文有益。
《周礼》
此书西汉末晚出，何时代人所撰，尚难断定，惟书中制度，当有一部分为周代之旧，其余亦战国秦汉间学者理想的产物，故总宜一读。
注释书有孙诒让《周礼正义》最善。
《考信录》 崔述著
此书考证三代史事实最谨严，宜一游览，以为治古史这标准。
《资治通鉴》
此为编年政治史最有价值之作品，虽卷帙稍繁，总希望学者能全部精读一过。
若苦干燥无味，不妨仿《春秋大事表》之例，自立若干门类，标治摘记作将来著述资料(吾少时曾用此法，虽无成书，然增长兴味不少)。
王船山《读通鉴论》，批评眼光，颇异俗流，读通鉴时取以并读，亦助兴之一法。
《续资治通鉴》 毕沅著
此书价值远在司马原著之下，自无待言，无视彼更优者，姑以备数耳。
或不读正《资治通鉴》而读《九种纪事本末》，亦可，要之非此则彼，必须有一书经目者。
《文献通考》 《续文献通考》 《皇朝文献通考》
三书卷帙浩繁，今为学者摘其要目：《田赋考》、《户口考》、《职役考》、《市籴考》、《征榷考》、《国用考》、《钱币考》、《兵考》、《刑考》、《经籍考》、《四裔考》，必不读；《王礼考》、《封建考》、《象纬考》，绝对不必读；其余或读或不读随人(手边无原书，不能具记其目，有漏略当校补)。
各人宜因其所嗜，择类读之。例如欲研究经济史、财政史者，则读前七才考。余仿此。
《马氏文献通考》本依仿杜氏《通典》而作。若尊创作，应《通典》。今舍彼取此者，取其资料较丰富耳。吾辈读旧史，所贵者惟在原料炉锤组织，当求之在我也。
《两汉会要》、《唐会要》、《五代会要》，可与《通考》合读。
《通志二十略》
郑渔仲史识、史才皆迈寻常。《通志》全书卷帙繁，不必读，二十略则其精神所聚，必须游览，其中与《通考》门类同者或可省。最要者，《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校雠略》等篇。
《二十四史》
《通鉴》、《通考》，已浩无涯涘更语及彪大之《二十四史》，学者几何不望而却走？然而《二十四史》终不可不读，其故有二：(一)现在既无满意之通史，不读《二十四史》，无以知先民活动之遗迹；(二)假令虽有佳的通史出现，然其书自有别裁。《二十四史》之原料，终不能全行收入，以故《二十四史》终久仍为国民应读之书。
书既应读，而又浩瀚难读，则如之何，吾今试为学者拟摘读之法数条。
一曰就书而摘。《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俗称四史，其书皆大史学家一手著连，体例精严，且时代近古，向来学人诵习者众在学界之势力与六经诸子埒，吾辈为常识计，非一读不可。吾常希望学者将此四史之列传，全体游览一过，仍摘出若干篇稍为熟读，以资学文之助，因四史中佳文最多也（若欲吾举其目亦可，但手边无原书，当以异日）。四史之外，则《明史》共认为官修书中之最佳者，且时代最近，亦宜稍为详读。
二曰就事分类而摘读志。例如欲研究经济史、财政史，则读《平准书》、《食货志》；欲研究音乐，则读《乐书》、《乐志》；欲研究兵制，则读《兵志》；欲研究学术史，则读《艺文志》、《经籍志》，附以《儒林传》；欲研究宗教史，则读《北魏书"释老志》(可惜他史无之)。每研究一门，则通各史此门之志而读之，且与《文献通考》之此门合读。当其读时，必往往发现许多资料散见于各传者，随即跟踪调查其传以读之，如此引申触类，渐渐便能成为经济史、宗教史……等等之长编，将来荟萃而整理之，便成著述矣。
三曰就人分类而摘读传。读名人传记，最能激发人志气且，于应事接物之智慧，增长不少，古人所以贵读史者以此。全史各传既不能遍读(且亦不必)，则宜择伟大人物之传读之，每史亦不过二三十篇耳。此外又可就其所欲研究者而择读，如欲研究学术史，则读《儒林传》及其他学者之专传；欲研究文学史，则读《文苑传》及其他文学家之专传。用此法读去，恐之患其少，不患其多矣。
又各史之《外国传》、《蛮夷传》、《土司传》等，包含种族史及社会学之原料最多，极有趣，吾深望学者一读之。
《廿二史札记》 赵翼著
学者读正史之前，吾劝其一游览此书。记称“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此书深进“比事”之决，每一个题目之下，其资料皆从几十篇传中，零零碎碎觅出，如采花成蜜。学者能用其法以读史，便可养成著术能力(内中校勘文学异同之部约占三分一，不读亦可)。
《圣武记》 魏源著
《国朝先正事略》 李元度著
清朝一代史迹，至今尚无一完书可读，最为遗憾，姑举此二书充数。魏默深有良史之才，《圣武记》为纪事本末体裁，叙述绥服蒙古、勘定金川、抚循西藏……诸役，于一事之原因结果及其中间进行之次序，若指诸掌，实罕见之名著也。李次青之《先正事略》，
道光以前人物略具，文亦有法度，宜一游览，以知最近二三百年史迹大概。
日本人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尚可读(有译本)。
《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著
此为最有组织的地理书，其特长在专论形势，以地哉为经，以史迹为纬，读之不感干
燥。此书卷帙虽多，专读其叙论(至各府止)，亦不甚费力，且可引起地理学兴味。
《史通》 刘知几著
此书论作史方法，颇多特识，宜游览。章氏《文史通义》，性质略同，范围较广，已见前。
《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著
读之可增史不兴味，且知治史方法。
丙、韵文书类
《诗经》
希望学者能全部熟读成诵，即不尔，亦须一大部分能其词。注释书，陈奂《诗毛氏传疏》最善。
《楚辞》
屈、宋作宜熟读，能成诵最佳，其余可不读。注释书，朱熹《楚辞集注》较可。
《文选》
择读。
《乐府诗集》 郭茂倩编
专读其中不知作者姓名之汉古辞，以见魏六朝乐府风格，其他不必读。
魏晋六朝人诗宜读以下各家：
曹子建 阮嗣宗 陶渊明 谢康乐 鲍明远 谢玄晖
无单行集者，可用张淳《汉魏百三家集本》，或王闓运《五代诗选本》。
《李太白集》 《杜工部集》 《王右丞集》 《孟襄阳集》 《韦苏州集》 《高常侍集》 《韩昌黎集》 《柳河东集》 《白香山集》 《李义山集》 《王临川集》(诗宜用李璧注本) 《苏东坡集》 《元遗山集》 《陆放翁集》
以上唐宋人诗文集
《唐百家诗选》 王安石选
《宋诗钞》 吕留良钞
以上唐宋诗选本
《清真词》(周美成) 《醉翁琴趣》(欧阳修) 《东坡乐府》(苏轼) 《屯田集》(柳永) 《淮海词》(秦观) 《樵歌》(朱敦儒) 《稼轩词》(辛弃疾) 《后村词》(刘克庄) 《石道人歌曲》(姜夔) 《碧山词》(王沂孙) 《梦窗词》(吴文英)
以上宋人词集
《西厢记》 《琵琶记》 《牡丹亭》 《桃花扇》《长生殿》
以上元明清人曲本
本门所列书，专资学者课余讽诵，陶写情趣之用既非为文学专家说法，尢非为治文学
史者说法，故不曰文学类，而曰文类。文学范围，最少应包含古文(骈散文)及小说。吾以为苟非欲作文学专家，则无专读小说这必要；至于古文，本不必别学，吾辈总须读周秦诸子、《左传》、《国策》、四史、《通鉴》及其关于思想、关于记载之著作，苟能多读，自能属文，何必格外标举一种，名曰古文耶？故专以文鸣之文集不复录(其余学问有关系之文集，散见各门)。《文选》及韩、柳、王集聊附见耳。学者如必欲就文求文，无已，则姚鼐之《古文辞类纂》、李兆洛之《骈体文钞》、曾国藩之《经史百家杂钞》可用也。
清人不以韵文见长，故除曲本数部外，其余诗词皆不复列举，无已，则于最初期与最末期各举诗词家一人：吴伟业之《梅村诗集》与黄尊宪之《人境庐诗集》、成德之《饮水词》与文焯之《樵风乐府》也。
丁、小学书及文法类书
《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著
《说文通训定声》 朱骏声著
《说文释例》 王筠著
段著为《说文》正著，朱注明音与义之关系，王著为《说文》通释，读此三书，略可通《说文》矣。
《经传释词》 王引之著
《古书疑义举例》 俞樾著
《文通》 马建忠著
读此三书，可知古人语法文法。
《经籍纂诂》 阮元著
此书汇集各字之义训，宜置备检查。
文字音韵，为清儒最擅之学，佳书林立，此仅举入门最要之数种，若非有志研究斯学者，并此诸书不读亦无妨也。
戊、随意涉览书类
学问固贵专精，又须博览以辅之。况学者读书尚少时，不甚自知其性所近者为何。随意涉览，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兴趣，从此向某方面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也。吾固杂举有用或有趣之各书，供学者自由翻阅之娱乐。
读此者不必顺叶次，亦不必求终卷者(各书亦随忆想所及杂举，无复诠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清乾隆间四库馆，董其事者皆一时大学者，故所作提要，最称精审，读之可略见各书内容(中多偏至语自亦不能免)。宜先读各部类之叙录，其各书条下则随意抽阅。
有所谓存目者，其书被屏，不收入四库者也，内中颇有怪书，宜稍注意读之。
《世说新语》
将晋人谈玄语分类纂录，语多隽妙，课余暑假之良伴侣。
《水经注》 郦道元撰，戴震校
六朝人地理专书，但多描风景，记古迹，文辞华妙，学作小品文最适用。
《文心雕龙》 刘勰撰
六朝人论文书，论多精到，文亦雅丽。
《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 慧立撰
此为玄奘法师详传。玄藏为第一位留学生，为大思想家，读之可以增第志气。
《徐霞客游记》
霞客晚明人，实一大探险家，其书极有趣。
《梦溪笔谈》 沈括
宋人笔记中含有科学思想者。
《困学纪闻》 王应麟撰，阎若璩注
宋人始为考证学者，顾亭林《日知录》颇仿其体。
《通艺录》 程瑶田撰
清**证家之博物书。
《癸巳类稿》 俞正燮撰
多为经学以外之考证，如考棉花来历，考妇人缠足历史，辑李易安事迹等；又多新颖之论，如论妒非妇人恶德等。
《东塾读书记》 陈沣撰
此书仅五册，十余年乃成，盖合数十条笔记之长编，乃成一条笔记之定稿，用力最为精苦，读之可识搜集资料，及驾驭资料之方法。书中《论郑学》、《论朱学》、《论诸子》、《论三国》诸卷最善。
《庸盦笔记》 薛福成
多记清咸丰、同治间掌故。
《张太岳集》 张居正
江陵为明名相，其信札益人神智，文章亦美。
《王心斋先生全书》 王艮
吾常名心斋为平民的理学家，其人有生气。
《朱舜水遗集》 朱之瑜
舜水为日本文化之开辟人，惟一之国学输出者，读之可见其人格。
《李恕谷文集》 李塨
恕谷为习斋门下健将，其文劲达。
《鲒琦亭集》 全祖望
集中记晚明掌故甚多。
《潜研堂集》 钱大昕
竹汀在清儒中最博洽者，其对伦理问题，亦颇有新论。
《述学》 汪中
容甫为治诸子学之先登者，其文格在汉晋间，极遒美。
《洪北江集》 洪亮吉
北江之学，长于地理，其小品骈体文，描写景物，美不可言。
《定盦文集》 龚自珍
吾少时心醉此集，今颇厌之。
《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
《胡文忠公集》 胡林翼
右二集信札最可读，读之见其治事条理及朋友风义。曾涤生文章尤美。桐城派之大成。
《苕溪渔隐丛话》 胡仔
丛话中资料颇丰富。
《词苑丛谈》 徐钪(？)
惟一之词话，颇有趣。
《语石》 叶昌炽
以科学方法治金石学，极有价值。
《书林清话》 叶德辉
论列书源流及藏书掌故，甚好。
《广艺舟双辑》 康有为论写定字，极精博，文章极美。
《剧说》 焦循《宋元戏曲史》 王国维二书论戏剧，极好。
即谓之涉览，自然无书不可涉，无书不可览，本不能胪举书目，若举之非累数十纸不可。右所列不伦不类之寥寥十余种，随杂忆所及当坐谭耳，若绳经义例，则笑绝冠缨矣。
附录一 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右所列五项，倘能依法读之，则国学根柢略立，可以为将来大成之基矣。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
今再为拟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
集》。
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
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报……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历史上如何评价刘秀？
《论光武》 三国（蜀） 诸葛亮 曹子建论光武：将则难比于韩、周，谋臣则不敌良、平。时人谈者，亦以为然。吾以此言诚欲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诬一代之俊异。何哉？追观光武二十八将，下及马援之徒，忠贞智勇，无所不有，笃而论之，非减曩时。所以张、陈特显于前者，乃自高帝动多疏阔，故良、平得广于忠信，彭、勃得横行于外。语有“曲突徙薪为彼人，焦头烂额为上客”，此言虽小，有似二祖之时也。光武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于是以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而已。光武上将非减于韩、周，谋臣非劣于良、平，原其光武策虑深远，有杜渐曲突之明；高帝能疏，故陈、张、韩、周有焦烂之功耳。——《金楼子》卷四《立言篇》（《金楼子》一书为南北朝时期的梁元帝萧绎所著。）王船山： 光武之得天下，较高帝（指西汉高帝刘邦）而尤难矣！自三代（指夏、商、周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读通鉴论》卷六
司马光：自三代（指夏、商、周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
梁启超：东汉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为儒学最盛时代。——出自梁启超《新民说》之《历代民德升降原因表》（见《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1989年版）第6册《新民说》篇）。
黄留珠（当代秦汉史学家）：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中，汉光武帝刘秀是唯一一个同时拥有“中兴之君”与“定鼎帝王”（即开国皇帝之意）两项头衔的皇帝。刘秀的“中兴”，是重建了一个新的王朝，只不过这个新的王朝仍然沿用了“汉”的称谓罢了。——《刘秀传‧序章》
大学应该看些什么书
清华卷第一部分 中国文学
《诗经选》（毛舜钦注）
《楚辞选》（马茂元选注）
《魏晋南北朝诗选》（丁夏选注）
《汉魏六朝诗选》（余冠英选注）
《唐诗三百首》（朱洙）
《宋诗选注》（钱钟书）
《宋诗三百首》（金性尧选编）
《唐宋词选释》（俞平伯）
《唐宋词选》（人民出版社）
《古文观止》（吴楚材、吴调侯编）
《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
《鲁迅全集》
《女神》（郭沫若）
《子夜》（茅盾）
《家》（巴金）
《骆驼祥子》（老舍）
《围城》（钱钟书）
《曹禺选集》
《青春之歌》（杨沫）
《红岩》（罗广斌、杨益言）
《艾青诗选》
第二部分 中国文化
《论语》
《墨子》
《孙子兵法》
《孟子》
《老子》
《庄子》
《荀子》
《论衡》（王充）
《不真空论》（僧肇）
《物不迁论》（僧肇）
《神灭论》（范缜）
《坛经》（慧能）
《张载集》
《四书集注》（朱熹）
《传习录》（王阳明）
《明夷待访录》（黄宗羲）
《读通鉴论》（王夫之）
《严复集》
《仁学》（谭嗣同）
《***选集》
第三部分 外国文学
《伊利亚特》（荷马）
《奥德修记》（荷马）
《神曲》（但丁）
《堂·吉诃德》（塞万提斯）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
《浮士德》（歌德）
《简·爱》（夏洛蒂·勃朗特）
《红与黑》（司汤达）
《悲惨世界》（雨果）
《高老头》（巴尔扎克）
《汤姆叔叔的小屋》（斯托夫人）
《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
《玩偶之家》（易卜生）
《母亲》（高尔基）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泰戈尔诗选》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
《雪国》（川端康成）
《老人与海》（海明威）
《百年孤独》（加西亚）
第四部分 外国文化
《理想国》（柏拉图）
《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
《忏悔录》（圣·奥古斯汀）
《思想录》（帕斯卡）
《新工具》（培根）
《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
《社会契约论》（卢梭）
《伦理学》（斯宾诺莎）
《西方哲学史》（罗素）
《科学史》（丹皮尔）
《哲学史讲演录·导言》（黑格尔）
《西方的没落》（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悲剧的诞生》（尼采）
《精神分析引论》（佛洛伊德）
《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李凯尔特）
《人论》（卡西尔）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
《中国科学思想史》（李约瑟）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丹尼尔·贝尔）
《从混沌到有序》（普里戈金）
北大卷
第一部分 必读书目
《周易》参读《周易大传今注》高享编注参读《周易译注》周振甫译注
《诗经》参读《诗经译注》江阴香编注
《老子》参读《老子注译及评介》陈鼓应著
《论语》参读《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
《孙子兵法》参读《孙子译注》郭化若译注
《孟子》参读《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
《庄子》参读《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译注
《史记》参读《史记选》王伯祥选注
《坛经》参读《坛经校释》郭朋校释
《古文观止》［清］吴楚材、吴调侯选注
《唐诗三百首》蘅塘退士编陈婉俊补注
《宋词三百首笺注》朱古微重编唐圭璋笺注
《红楼梦》曹雪芹、高鄂著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
《鲁迅选集》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涂又光译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著
《理想国》［古希腊］柏拉图著吴献书译
《神曲》［意］但丁著王维克译
《哈姆雷特》［英］莎士比亚著曹未风译
《思想录》［法］帕斯卡尔著何兆武译
《社会契约论》［法］卢梭著何兆武译
《纯粹理性批判》［德］康德著何兆武译
《约翰·克利斯朵夫》［法］罗曼·罗兰著傅雷译
《科学史》［英］丹皮尔著李衍译
《***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著
《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著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著张仲实译
《毛泽东选集》
《***文选》
选读书目 (30本)
《礼记》
《左传》
《荀子》
《韩非子》
《论衡》［东汉］王充
《三国志》［晋］陈寿
《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
《文心雕龙》［南朝梁］刘勰
《李太白集》［唐］李白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
《明夷待访录》［清］黄宗羲
《儒林外史》［清］吴敬梓
《人间词话》王国维著
《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著
《中国哲学大纲》张岱年著
《国史大纲》钱穆著
《圣经》
《国富论》［英］亚当·斯密
《论法的精神》［法］孟德斯鸠
《复活》［俄］托尔斯泰
《物种起源》［英］达尔文
《城堡》［奥］卡夫卡
《飞鸟集》［印］泰戈尔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韦伯
《精神分析引论》［德］弗洛依德
《西方哲学史》［英］罗素
《历史研究》［英］汤因比
《德意志意识形态》［德］马克思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德］恩格斯
《哲学笔记》［俄］列宁
1 《语言问题》 赵元任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 链接
2 《语言与文化》 罗常培著，语文出版社，1989年版 √ 链接
3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吕叔湘著，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 链接
4 《修辞学发凡》 陈望道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 链接
5 《汉语方言概要》 袁家骅等著，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版 √ 链接
6 《马氏文通》 马建忠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 链接
7 《汉语音韵》 王力著，中华书局，1980年版 √ 链接
8 《训诂简论》 陆宗达著，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 √ 链接
9 《中国语言学史》 王力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链接
10 《中国文字学》 唐兰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 链接
11 《中国历代语言学论文选注》 吴文祺、张世禄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 链接
12 《普通语言学教程》 （瑞士）索绪尔著，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 链接
13 《语言论》 高名凯著，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 链接
14 《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 胡明扬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 链接
15 《应用语言学》 刘涌泉、乔毅编者，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 链接
16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 陆梅林辑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链接
17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著，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链接
18 《***论文艺》 ****宣传部文艺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 链接
19 《中国历代文论选》 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 链接
20 《文心雕龙选译》 刘勰著，周振甫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 链接
21 《诗学》 亚里斯多德著，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 链接
22 《西方文艺理论史精读文献》 章安祺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链接
23 《20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 蒋孔阳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4 《西方美学史》 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 链接
25 《文学理论》 （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 链接
26 《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 （美）韦斯坦因著，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链接
27 《诗经选》 余冠英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 链接
28 《楚辞选》 马茂元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 链接
29 《论语译注》 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 链接
30 《孟子译注》 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 √ 链接
31 《庄子今注今译》 陈鼓应译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 链接
32 《乐府诗选》 余冠英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 链接
33 《史记选》 王伯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 链接
34 《陶渊明集》 逮钦立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 √ 链接
35 《李白诗选》 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 链接
36 《杜甫诗选》 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 链接
37 《李商隐选集》 周振甫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 链接
38 《唐宋八大家文选》 牛宝彤选，1984 √ 链接
39 《唐人小说》 汪辟疆校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 链接
40 《唐诗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 链接
41 《唐宋词选》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链接
42 《宋诗选注》 钱钟书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 链接
43 《苏轼选集》 王水照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 链接
44 《元人杂剧选》 顾肇仓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 √ 链接
45 《辛弃疾词选》 **才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 链接
46 《西厢记》 王实甫著，辽宁教育出版1997年版 √ 链接
47 《三国演义》 罗贯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 链接
48 《水浒传》 施耐庵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 链接
49 《西游记》 吴承恩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 链接
50 《今古奇观》 抱瓮老人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 链接
51 《牡丹亭》 汤显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 链接
52 《聊斋志异选》 张友鹤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 链接
53 《儒林外史》 吴敬梓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 链接
54 《红楼梦》 曹雪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链接
55 《长生殿》 洪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 链接
56 《桃花扇》 孔尚任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 链接
57 《老残游记》 刘鹗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链接
58 《鲁迅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 链接
59 《野草》 鲁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 链接
60 《女神》 郭沫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 链接
61 《郁达夫小说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链接
62 《新月诗选》 陈梦家编，上海书店复印1985年 √ 链接
63 《子夜》 茅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 链接
64 《家》 巴金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 链接
65 《沈从文小说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链接
66 《骆驼祥子》 老舍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 链接
67 《曹禺选集》 曹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 链接
68 《艾青诗选》 艾青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 链接
69 《围城》 钱钟书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 链接
70 《赵树理选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 链接
71 《现代派诗选》 蓝棣之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 链接
72 《创业史》（第一部） 柳青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 链接
73 《茶馆》 老舍著，收《<茶馆><龙须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 链接
74 《王蒙代表作》 张学正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 链接
75 《白鹿原》 陈忠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 链接
76 《余光中精品文集》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77 《台湾小说选》 《台湾小说选》编辑委员会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 链接
78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杨圭言主编 √ 链接
79 《希腊的神话和传说》 （德）斯威布著，楚图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 链接
80 《俄狄浦斯王》 （《索福克勒斯悲剧二种》）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81 《神曲》 （意）但丁著，王维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 链接
82 《哈姆莱特》 （《莎士比亚悲剧四》）朱生豪译，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链接
83 《伪君子》 莫里哀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 √ 链接
84 《浮士德》 歌德著，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 √ 链接
85 《悲惨世界》 （法）雨果著 √ 链接
86 《红与黑》 （法）司汤达著，郝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 链接
87 《高老头》 （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 链接
88 《双城记》 （英）狄更斯著 √ 链接
89 《德伯家的苔丝》 （英）哈代著，张谷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 链接
90 《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耿济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链接
91 《安娜·卡列尼娜》 (俄)托尔斯泰著，周扬、谢索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 链接
92 《母亲》 （俄）高尔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 链接
93 《百年孤独》 （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黄锦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 链接
94 《喧哗与骚动》 （美）福克纳著，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 链接
95 《等待戈多》 （法）萨缪埃尔·贝克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 链接
96 《沙恭达罗》 （印）迦梨陀娑著，季羡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 链接
97 《泰戈尔诗选》 （印）冰心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链接
98 《雪国》 （日）川端康成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版 √ 链接
99 《一千零一夜》 （阿拉伯）纳训译， 1983年版 √ 链接
100 《外国文学作品选》 刘象愚 吴宇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 链接追问
这是哪里找来的、、读完这么多我都老了- -
评价王安石先生在宋神宗时期实行的强制改革
一、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如南宋的吕中说，如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以“尽行”，则不会有“熙宁之急政”，“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神宗锐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几，于是乎决矣”（《宋大事记讲义》卷一）。又说，熙宁时期“引用小人自安石始……盖安石之法犹出于所学，章子厚（敦）之法将托安石以报私怨耳，至蔡京则又托绍述以奉人主（徽宗）之侈心耳，愈变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祸也”（同上书卷二十一）。又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已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宋论》卷四）王夫之也谈到熙宁变法与引用小人的问题，他说：“国民之交敝也，自苛政始。苛政兴，足以病国疟民，而尚未足以亡……惟是苛政之兴，众论不许，而主张之者，理不胜而求赢于势，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同上书卷六）“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祸，唯其杂引吕惠卿、邓绾、章敦、曾布之群小，以授贼贤罔上之秘计于（蔡）京，则安石之所贻败亡于宋者此尔。”（同上书卷八）按照传统的评价，一是王安石变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问题，二是它引起激烈的“党争”，王安石“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乃至王安石的新党“愈变愈下”，所以导致北宋的灭亡。
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对王安石评价最高者莫过于梁启超的《王安石传》，他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1949年之后，王安石变法也一直得到肯定的评价。如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以非常显要的位置写有 “王安石的新学、变法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一章，此章之外的北宋思想，除把李觏作为“王安石的先驱”外，其余都作了基本否定的评价。商鞅、王安石等在**时期的“评法批儒”中曾成为中国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代表。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王安石变法仍在“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背景下得到高度肯定（参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我本来对于王安石变法夙无研究，但近几年研究范仲淹的思想，写成《范仲淹与宋学精神》（此文初稿于2003年，有三万余字，最近发表在《中国儒学》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其中涉及熙宁变法的问题。此文第一部分讲“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第二部分讲“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第三部分讲 “范仲淹与儒学复兴”。后一部分曾以《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为题发表在《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前两部分缩写成《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兼论二程洛学与两次“革新政令”的关系》，发表在《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后来又作有《“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发表在同刊2005年第1期）。我认为，宋学精神的真正开创者是范仲淹，“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以及李觏等等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占据宋代哲学史或思想史主流位置的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虽然道学也有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可部分地归于受熙宁变法的所激而致），但我对于道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宋代儒学的复兴本来是针对佛老的，但是熙宁变法之后，二程已把王安石新学当作超过佛老的“大患”（《程氏遗书》卷二上：“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可以说，道学的王霸、义利、理欲之辨主要是针对王安石新学的，道学与新学的对立以及南渡以后“道学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对立（参见***《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27页），是两宋政治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如果我们仍把占据宋代（以及元明清）思想主流的道学看作是“保守派”、代表“豪族地主集团”的利益、“思想史上的浊流”，那么高度评价王安石新学，自然可以文通理顺。然而，如果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已是对道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尽管它也有历史的局限），那么把王安石新学依然评价得如此之高，就会陷入思想史评价的扞格难通。当然，对于宋明理学的评价仍是可以讨论的，但若弃置这种讨论于不顾，只是单方面地高度评价王安石新学，则这种评价只是偏学而已。如果对新学和理学都予以高度评价，同等观之，两无轩轾，那么这也只是回避矛盾的苟全而已。
我在写《“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的过程中，想起一句流行甚广的列宁对王安石的评价，即“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我特意对此作了考证，先是作为此文的一个注释，后因文字太长而单独成篇，即发表于2004年8月10日《光明日报》史学版的《关于列宁评价王安石的一个误引》。我认为，那篇文章已经考证清楚了这绝对是个误引，是普列汉诺夫以此为论据来反对列宁的，而列宁则否认“20世纪的俄国可以同11世纪的中国相比较”（《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226页）。
思想史评价上的矛盾，以及对列宁评价王安石的误引，只是说明重新评价王安石变法的必要，而如何重新评价则必须根据史料，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
二、以往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我认为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没有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作比较，二是没有对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作分析。
关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在此不能作详述，概括而言之，即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和经济等领域。正是因为庆历新政是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所以宋代的学风为之丕变，“明体达用之学”得以确立并向全国推广，经学历史遂由“经学统一时代”进入庆历以后的“经学变古时代”（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0页）。在范仲淹的周围有韩琦、富弼等声气相通的同僚，有欧阳修与他共进退，有宋初三先生、李觏、刘敞、刘牧等一批“贤士”，而范仲淹“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宋元学案?序录》），以后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等等都是在庆历新政的风气感召之下逐渐形成的（参见拙文《宋学与<宋论 >——兼评***〈朱熹的历史世界〉》，《儒林》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熙宁变法与庆历新政的不同在于，它是以功利或财利为首要，此即宋神宗所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宋史全文》卷十一），王安石所说“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我们暂不评价以“理财”为急务的得失，而先述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
范仲淹于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由山东的青州徙知安徽的颍州，夏五月行至他的出生地徐州而病逝。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说：“呜呼吾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上嘉曰才，以副枢密……遂参宰相，厘我典常。扶贤赞杰，乱冗除荒。官更于朝，士变于乡。百治具修，偷堕勉强……”（《王安石全集》卷八十五）由此可见，王安石原是与当时的许多士人一样，奉范仲淹为“一世之师”；他说范仲淹一生“名节无疵”，这也是后人对范仲淹的普遍评价（如《宋元学案?序录》云：“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且，他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也作了高度评价。然而到了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面对“党争”的压力，竟然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这是王安石对范仲淹评价的一个转向。可以想象，当时王安石是把范仲淹也作为一个假想敌的，而范仲淹如果还活着的话，他很可能也像他的儿子范纯仁那样加入“旧党”。这并不奇怪，范仲淹早在天圣三年（1025）作的《奏上时务书》中就奉劝仁宗“用人之议，不以远大为迂说，不以浅末为急务”（《范文正公集》卷七），他在临终给仁宗上的《遗表》中也痛陈庆历新政的夭折：“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以进贤授能为树党，以敦本抑末为近名。”（同上书卷十六）而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以“理财” 为急务，实也正是范仲淹所批评的“以浅末为急务”，违背了范仲淹的“进贤授能”、“敦本抑末”改革思想（范仲淹主张发展农、工、商，他所谓“抑末”是指 “革滥赏，省冗官”和“减徭役”等等，参见其所作《四民诗》和《答手诏条陈十事》）。
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做了十多年的地方官，在嘉佑三年（1058）被召入朝，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此书长达万言，但以往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大多只集中在此书中的一段话，即：“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王安石全集》卷三十九）这段话是与后来的熙宁变法的精神相符合的，但它只是《言事书》中的枝节之点。此书先讲改革的必要，然后讲“法先王之政”应该“法其意”，接着就提出：当时如欲“改易更革”，“其势必不能”，这是因为“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于是，他向仁宗提出对于人才要“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上述的那段话，只是在讲到“养之”时的一个节目而已。《言事书》的精神是改革必须整饬吏治，“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这是与庆历新政的精神相一致的。
宋仁宗于嘉佑八年（1063）逝世，继立者英宗在位不满四年而死，其子神宗继位。熙宁元年（1068）三月，神宗对文彦博等大臣提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共宜留意节用。”（《宋史全文》卷十一）此后的熙宁变法实就是禀承了神宗的这个旨意，但这个旨意并未得到大臣们的认同，而逐渐俯从于这个旨意的就是新进的王安石。同年四月，“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神宗问：“方今治，当何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 此时，他所谓“择术”就是希望神宗“以尧舜为法”（同上）。在此后上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王安石劝神宗去因循之弊，作“大有为之君”，他先列举了科举和吏治等方面的问题，然后才讲到“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王安石全集》卷四十一）。同年八月，在“理财”的问题上王安石和司马光发生争论，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宋史全文》卷十一）此时，神宗口头上说“朕亦与司马光同”，但心中已属意于王安石。
熙宁二年二月，神宗擢用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神宗问：“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亷耻，由君子出故也。”（同上）此时，王安石的答问仍是以“风俗”“法度”为先。同年三月，神宗显然想加快对“理财”的部署，他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如何？”安石答：“已检讨文字，略见伦绪。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未有所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同上）此时，王安石已有了“理财”的方案，但他仍考虑“国体”和“先后缓急”的问题，即认为应以“任贤”和“礼义教化”为先急。
同年四月，“遣使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此八人中不仅有胡瑗门下高弟刘彝，而且有程颢。程颢在熙宁元年就向神宗上《论王霸札子》和《论十事札子》，即主张变法。正如后来朱熹所评论：“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但后来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而诸公始退散。”（《朱子语类》卷一三○）
引起政争和以后激烈党争的是在同年七月颁布均输法，九月颁布青苗法。这两部“理财”的新法一出，立即遭到司马光、范纯仁、曾公亮、赵抃、富弼、韩琦，以及苏辙、苏轼、程颢等朝臣的反对，而王安石则“排众议行之甚力”，并且“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宋史全文》卷十一：“吕惠卿最为安石所贤，屡荐于上，事无大小必与之谋，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新法的反对派则或罢贬或辞职，“诸公始退散”。
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对神宗说：“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 ○）至此，王安石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口头上都与神宗取得了一致，他的转向至此而完成。对于这一转向，吕中评论说：“夫安石初意不过欲变法耳，未敢言兴利也；迨青苗既行，始兴利也。”（《宋大事记讲义》卷一）王夫之评论说：“神宗有不能畅言之隐，当国大臣无能达其意而善谋之者，于是而王安石乘之以进。帝初涖政，谓文彦博曰：‘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此非安石导之也，其志定久矣。”（《宋论》卷六）吕中的评论不如王夫之深刻，熙宁变法的以“理财”为急务，并非王安石的先隐后彰，而是王安石逐渐俯就、迎合了神宗的旨意。因此，严格地说，熙宁变法应是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这样就可以解释，在熙宁九年王安石被罢相以后，神宗在元丰年间仍推行新法，直至他在元丰八年（1085）一死方休，故熙宁变法又称“熙丰新法”。
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以“理财”为急务，并不是以发展经济或“解放生产力”为急务，而是以解决“国用不足”或“府库不丰”的问题为急务。若其重视农田、水利，则已早见于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参见其“厚农桑”条的“开河渠，或筑堤堰陂塘之类”），程颢等也曾参加了熙宁二年的视察农田、水利等，这是不会引起朝臣的争论以至党争的。
引起争论的是均输法和青苗法。所谓“均输法”主要是设发运使官，掌管东南六路的税敛、籴买、上贡物品等，“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以缓解国家“财用窘急”的问题。“青苗法”则是由国家在春夏粮食未熟时借钱给农民，待收成后加十分之二的利息，随原有的夏秋两税还纳，这被认为是“散惠兴利”，抑制兼并，而“其实不过是朝廷按当时一般的利率来放高利贷”（参见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147页）。均输法一出，知谏院的范纯仁就奏请罢均输法，说均输“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末之利”，并批评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伯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异己者指为不肖，合意者即谓贤能。”（《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卷五十八）苏辙也抨击均输法，谓 “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栾城集》卷三十五《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青苗法颁布后，宰相富弼称病辞职。司马光与吕惠卿争于朝： “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况县官督责之威乎?”（《宋史?司马光传》）韩琦也谏止青苗法，说这是“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司马光在《乞罢条例司常平使者疏》中批评青苗法的执行，出现“不问民之贫富”而强行“抑配”（摊派）的情况，又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贫者得钱后无力偿还，“吏督之急”则逃散四方，“富者不去则独偿数家所负”，这样下去会使“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司马温公集》卷四十一）。他又在《与王介甫书》中批评王安石：“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又于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炫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并告诫王安石，“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同上书卷六十）。司马光的告诫后来还真的在王安石的身上应验了，《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载：“初，吕惠卿为先生所知，骤引至执政，洎先生再相，苟可以中先生，无不为也。……（荆公）退居金陵，始悔恨为惠卿所误。”《宋史?吕惠卿传》也记：“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
程颢在均输法、青苗法颁布后便与新法“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数月之间，章数十上，尤极论者：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青苗取息，卖祠部牒，差提举官多非其人及不经封驳，京东转运司剥民希宠不加黜责，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等十余事”（《程氏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所谓 “辅臣不同心”，就是当时的新法引起政争；王安石为推行新法，“举劾不奉行之官”，又越次提拔一些“晓财利之人”，此即“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程颢认为，在“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中外人情交谓不可”的情况下，变法是难以达到“兴治”的效果的。他更指出，“设令由此侥幸，事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程颢反对新法，希望神宗“外汰使人之扰，亟推去息之仁”，即主张撤免扰乱地方的“提举官”，停止“取息”牟利的青苗法，代之以“去息”的仁政（参见《程氏文集》卷一《谏新法疏》）。当时，二程和张载等人主张“复井田”，这是一种带有均田或土地国有性质的道德理想主义改革方案，说其“空想”是可以的，但说他们代表“豪族地主集团”的利益则是没有根据的。
在《列宁全集》第12卷中有：“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 这是普列汉诺夫“从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埃?雷克吕的地理学著作中摘引”出来的，并以此为论据来反对列宁的“土地国有”主张。其对王安石变法的误解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在思想上有主张“土地国有”因素的并非王安石，而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
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可以从思想传统和历史现实两个角度予以评价。
从思想传统的角度说，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论显然受到儒家的“体用”“本末”和“义利之辨”思想传统的影响。王安石也是这个传统中的一份子，这从他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以礼义亷耻，由君子出故也”，以及“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云云，可以看出来。但当他在行动上和口头上转向以 “理财”为急务时，他就违背了儒家的这个传统。而深受这个传统影响的多数朝臣反对熙宁变法，从儒家的价值取向和宋朝以儒治国的“国体”来说，“正义”显然不在新党方面。这个传统是如此的深厚，以致王安石本人可以用他熙宁二年三月以前的说法来反对自己，当他在变法的过程中又用精心炮制的《周官新义》来为“理财”作合理性辩护时，那也是徒劳的。
从历史现实的角度说，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都是要解决当时宋朝所面临的严重危机。这种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国用不足”和士风不正、吏治腐败。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说：“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诏令虽繁，何以戒劝？士无廉让，职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傥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在范仲淹看来，“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他认为“固邦本，救民之弊”必须首先“举县令，择郡守”，“慎选举，敦教育”，这样才可以解决“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等等问题（参见《范文正公集》卷八《上执政书》）。范仲淹的这个改革思想本来也是王安石所接受的，这也就是他在给仁宗上的《言事书》中所说，当时如欲“改易更革”，“其势必不能”，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后来熙宁变法的失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推行青苗法的提举官以多贷为有功，不问民之贫富，强行“抑配”，各级官吏则假新法之名而徇私舞弊，与民争利，搞得“纷纷扰扰，莫安其居”。这就是说，当时的熙宁变法起码应该考虑“理财”和任贤授能、礼义教化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而宋神宗却一味地强调“当今理财最为急务”，王安石也俯就、迎合这一旨意，以致激起朝臣之间的政争以至党争。
熙宁变法在“理财”方面，特别是它也曾颁布了“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等，并非没有成效，这在邓广铭先生书的“为天下理财的成效”一节已有较充分的表述（参见《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314-325页）。但从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效果或“实践标准”（参见同上书第9页）来考虑，我认为仍不能对它作出积极肯定的评价。
首先，把熙宁变法的反对派都说成是“保守派”，把“新党”与“旧党”之争说成是社会发展的“新与旧之间的矛盾斗争”（参见同上书第314页），我认为是难以成立的。如果不作出这样的带有“阶级之间斗争”色彩的简单判断，那么熙宁年间的“辅臣不同心”“睽戾不一致”，而宋神宗和王安石强力推行新法，致使旧党“诸公退散”，新党又越次提拔了一些并非品学兼优的“晓财利之人”，这就在变法的时机、策略和用人路线上犯了政治家的大忌，为以后更加激烈的党争以及新党的“愈变愈下”埋下了祸根。
其次，熙宁年间的党争本来是程颢所要避免的，他与王安石“虽道不同”，但与之论事“心平气和，荆公多为之动”，但“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胜，由是（荆公）与言者为敌矣”（《明道先生行状》）。程颐后来反省说：“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程氏遗书》卷二上）程颢也说：“王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屈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邵伯温《闻见前录》卷十五）此次党争之害，是在熙、丰年间旧党全被贬逐，而其遗祸则是在神宗死后，司马光执政，尽力排除新党；哲宗亲政后，新党中的章敦、蔡京等先后执政，把旧党全都打入元佑党案；而元佑党案又为南宋的庆元党案开了先河，这两次党案乃“两宋治乱存亡之所关”（《宋元学案?元佑党案》）。从熙宁党争到元佑党案，新、旧党“亦须两分其罪可也”，但新党的责任毕竟要大一些。
再次，曾被予以高度评价的王安石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固然表明了王安石的刚毅果敢精神或“唯物主义观点”，但在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和“辅臣不同心”的政治形势下，此“三不足”说所起的作用并不都是积极的。如在广开言路方面，吕中评论说：“熙宁之初，言者何多；熙宁四年以后，言者何少。当（熙宁）七年因旱求直言也……犹有争新法之风……至八年因彗星而求直言，安石先倡‘天道远’之说，而人言不能入矣……直言之气塞矣。” （《宋大事记讲义》卷十四）在《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中亦载有：“金陵三不足之说……非独为赵氏祸，为万世祸。人主之势，天下无能敌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于此者把揽之。今乃教之不畏天变，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则何事不可为也？”直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仍认为“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 （《读通鉴论》卷二十九）。
最后，也是我最遗憾的一点是，熙宁变法从反面刺激了道学的发展，而道学的历史局限性又影响了元明清三代的发展。例如，范仲淹在《遗表》中希望仁宗 “上承天心，下徇人欲”，可见“人欲”在那时候是个积极肯定的词汇，但后来道学家针对熙宁变法和“君心之非”，严格地分辨王霸、义利、理欲，以致后来“存天理，灭人欲”竟然成为一个普遍的教条。再如，庆历时期的“明体达用之学”，除了重视“明体”“经义”之外，也是重视“达用”“治事”的：“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如此发展下去，则中国不难产生“技术专科”性质的学校。但熙宁变法以后，党争日烈，道学家更重视王霸、义利、理欲之辨，在治世方面又以“格君心之非”为根本或前提（参见拙文《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1期），遂使“治事”之学日益荒疏，至朱熹提出《白鹿洞书院揭示》，道学家的书院已只重视“明人伦”，而没有“治事”之斋了。这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消极作用，虽不能直接归咎于熙宁变法，但我痛为庆历新政的夭折而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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