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元素景观设计案例（铜鼓元素景观设计案例分享）

大家好！今天让小编来大家介绍下关于铜鼓元素景观设计案例的问题，以下是小编对此问题的归纳整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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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录列表:

• 1、世界十大景观设计公司的案例分析，每个公司各3例，希望有图。

• 2、草根创业故事案例

• 3、铜鼓 中国元素

• 4、我国商周鼎器形态元素在当代视觉设计艺术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一、世界十大景观设计公司的案例分析，每个公司各3例，希望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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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根创业故事案例

关于草根创业故事案例有哪些呢?创业投资是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种区别于传统债权投融资方式的新兴股权投融资方式。在其发展的半个多世纪中,推动了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科技企业,对促进各国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及技术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草根创业故事案例，欢迎阅读与借鉴!

草根创业故事案例篇一：土家妹子以茶富农的农村创业故事

4月中旬，湖北省利川市柏杨坝镇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他身材健硕、皮肤棕黑，正用有些生涩的中文，与一位身材娇小的姑娘努力比划沟通。

原来，这是一位来自非洲摩洛哥的茶商，专程来考察春欣茶叶专业合作社的基地。当他看到近万亩绿油油的优质茶园时，一口气订下了每年2000吨的长期合作订单。签下这笔大订单的年轻姑娘，正是春欣茶叶专业合作社创立者——29岁的在农村创业的土家妹子陈孟秋。

放弃安稳，带领山乡脱贫

2012年6月，陈孟秋从湖北师范学院毕业，回家看望父母。

“大学生回来啦!”乡亲们的热情让陈孟秋感到，作为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身上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那时对创业还犹豫不决的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考取了利川市事业编的教师岗。

是安稳度日，还是艰难创业?陈孟秋挣扎许久，最终选择后者。

“我知道，这意味着，今后发展会与前20年的努力方向完全相左，且前途未卜，但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能风雨兼程。”陈孟秋笃定地说。

恰逢此时，陈孟秋的舅舅王启茂二次创业，创办了金利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正好需要一个稳定供货的茶叶种植基地。

“恩施是世界硒都，茶叶天然含硒，利川又是宜红茶的核心产区……”在舅舅这名茶叶专家的指点下，陈孟秋开始实地调查，写出了详尽的创业方案。

得知陈孟秋的创业计划，政府相关部门主动上门，将大学生创业、恩施“草根计划”等扶持政策一一交底，还帮助她联系省里知名农业技术专家，针对“二高山气候”下的茶叶种植给予技术指导。这更坚定了陈孟秋的创业信心。

不畏困难，叩开财富大门

凭着一股冲劲，陈孟秋立即组建了合作社筹备小组。

然而，现实却给她当头一棒。

原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供销社曾率领柏杨坝镇农民大规模种植过茶叶，后来供销社解体了，农户亏损惨重。事到如今，那些隐痛在年长的柏杨坝人心中挥之不去。

“有人觉得我没钱、没办公场地，又是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哪干得了大事。”回想创业艰辛，陈孟秋记忆犹新，“有人把路给挡着，不让我们的车进村;还有人，悄悄把我们示范种植的茶苗拔掉……”

尽管阻碍重重，但陈孟秋不言放弃。她挨家挨户反复登门做思想工作，多次联合村干部召开茶叶种植动员大会。上十次组织车辆将柏杨坝镇的农民带到隔壁“毛坝茶乡”参观，让他们亲自去体验和感受，“茶乡”给毛坝人带来的精神和物质上的财富。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2012年7月，柏杨坝镇的响滩、友好、双梨等村106人填写了入社登记表。2013年7月，利川市春欣茶叶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

瞄准海外市场，深山茶叶变黄金

合作社虽然办起来了，但要熬过茶树种植头3年漫长的“等待期”，并保证开采后销路不愁，绝非易事。尤其2013年之后，“虚火”太旺的高档名优茶在国内销路受限。

2015年，利川市人社局给陈孟秋提供了创业前3年50万元的无息贷款、8万元大学生创业扶持资金……一项项帮扶，帮陈孟秋平稳度过“等待期”，缓解了燃眉之急。

如何打开销路、保证茶农收益?

陈孟秋开始了差异化竞争，将步伐迈入了非洲大陆。

“摩洛哥是中国茶叶出口的第一大国，他们尤其偏爱恩施优质绿茶。”陈孟秋笑着说。瞄准海外市场，销路很快打开。2016年，该合作社实现销售收入500多万元，带领社员每亩增收5000多元，被评为了“省农民专业合作示范社”。

今年春季，首批新茶刚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看着茶叶变成钞票，茶农们的干劲更足了。而陈孟秋“以茶兴农”绿色梦想，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草根创业故事案例篇二：大学生情侣携手创业制作手工包包的故事

周广思和熊佳琪是广西艺术学院的学生，两人是情侣关系，2016年年初，由于都喜欢设计手工包包，两人便联合广东的两位大学生一起创业，开办了一间名为“PM(纯手工制作)艺术匠”的工作室。

这对情侣笑称，他俩平时几乎没什么机会外出约会，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工作室里制作包包。由于非常喜欢壮族文化，他们将民族元素融入包包中，如用铜鼓的元素制作短款钱包，用花山岩的人物形象制作斜挎包，因物件制作精美而受到了大家喜爱。

携手创业这对情侣是玩真的

周广思今年读大三，熊佳琪则是大四的准毕业生，两人在同学联谊会上认识，不久后便确定了情侣关系。由于两人都是设计学院的学生，对设计非常感兴趣，他们便常利用业余时间来制作手工皮具，后来越玩越上手，身边的一些同学看两人制作的皮具包包相当精美，便请他们定制。活一多，需要的材料也就越来越多，于是两人就想，为啥不成立一个工作室认真地经营呢?

就这样，他们找来了广东的两位大学生一起合伙，在2016年2月份开设了一家艺术匠工作室。工作室的作品全部都是纯手工制作，他们希望能以此来提醒自己，要制作出最纯粹的手工皮具包包。为了经营工作室，两人除了上课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上面，周广思主要负责包包的制作、内部协调，而熊佳琪则负责对外联系，推广手工包包以及协助男朋友制作包包。两人偶尔会面临一些在创作上的分歧，但每次都会选择理智商量，因为他们明白，比起包包，他们更珍惜和看重彼此之间的感情。

慢工细活制作手工包包讲究定力

由于两人都很喜欢广西的民族文化，尤其是壮族文化，于是他们便将民族元素融入到皮具包包的制作中。为了更加了解民族文化的魅力，他们利用假期和空闲时间，到广西各地去采风走访，如到崇左去看花山岩，到博物馆去考察壮族铜鼓。他们比较注重文化的创意，比如花山岩上的人形画像是红色的，在将该元素融入到斜挎包上时，为了凸显红色的色彩，而采用调和过的比较暗青色作为衬托，两者相映衬之下，相得益彰。

周广思称，制作手工包包除了构思上需要花费力气外，在制作方面也很费时。连续制作一只短款的手工皮具包包需要4个小时，而长款的则需要8个小时。在制作过程中，裁剪皮具以及缝制皮具是最痛苦的，因为裁剪皮具要求一刀到底，如果中间稍有迟疑，将线条剪歪了，整张皮具就废了，需要重头来过。而在缝制过程中，由于皮具比较硬，缝线时手指需要费力，整个皮具缝制下来，手会非常痛，由于经常制作皮具包包，周广思和熊佳琪的手指长了好几个茧，不过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疼痛。“制作皮具包包需要很大定力，耐得住性子，才能制作出好的作品。”周广思说。

开设DIY体验体验亲自上手的快乐

记得刚开始学着制作皮具包包时，周广思反复练习，总是做不出令自己满意的包包。直到后来，他终于制作出了一件让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一个短款的钱包，他马上将这份礼物送给了熊佳琪。

“这是我一个拿得出手的作品，当然要送给最亲密的人。”周广思说。作为回礼，熊佳琪也送了一个亲手制作的零钱包给对方。“感觉给喜欢的人送一份亲手制作的礼物是件很快乐的事。”熊佳琪说。

在经营工作室的过程中，不少人对于手工皮具包包感到很好奇，想要知道制作过程，于是这对情侣就想着，为什么不让消费者也来体验制作包包的过程呢?他们可以从旁指导，毕竟比起手工定制，亲手定制更能体现一个人的心意。

于是，两人除了在创意集市上售卖包包外，还专门开辟了一片空地，让大家也来体验亲手制作的乐趣。除了想让大家体验亲手制作的乐趣外，熊佳琪还有个目的，那就是希望大家在动手的过程中，把自己喜欢的民族元素也添加进去，以让更多人更深入地了解民族文化。

由于皮具主打民族元素，加上价格在几十元至几百元之间，他们的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而今，工作室在辛苦经营之下，逐渐上了轨道，且也已经开始盈利;最近，新的工作室也正在装修，两人也都即将面临毕业，不过他们已经打算好了，毕业之后就专门经营工作室，将这份爱好进行到底。

草根创业故事案例篇三：种植黑花生不赚钱就种中药材的故事

“这几天天气好，有利于烘干，正好可以把我的栝楼都收了。”近日，记者在河北省安国市采访时，遇到了正去地里收栝楼的中药材种植大户刘立焕。2010年，她成立了安国市牛龙福特色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过摸索最终选择了中药材为主要种植作物。说起中药材种植，她最得意的要数跟对了“大部队”。

尝试——种植黑花生，但销量不好，条件跟不上

这个“大部队”就是安国市着力打造的中药材种植产业。安国市有“千年药都”之称，当地的中药材种植起源于北宋，在明清时期盛极一时。如今，这里适宜种植的品种仍然有200多个，常年实际种植的品种在30个左右。

“我选择走中药材种植这条路，就是因为我们安国有良好的市场基础。”刘立焕告诉记者。她的合作社有500亩地，最初尝试过种植黑花生，但销量不是很好，配套设施也跟不上。“后来我逐渐调整了思路，安国正好有大型的药材交易市场，还有众多中药材饮片生产企业，为啥不从家门口找突破呢。”

刘立焕所说的交易市场就是河北安国东方药城，国家认定的17家中药材专业市场之一。据了解，这个市场平均每天有3万人进行交易，涉及全国各地2500个药材品种，去年交易额在150亿元左右。安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杨青告诉记者，目前在安国从事中药材交易及相关服务的人数达到十万，中药材种植已成为当地群众致富的主导产业。

转变——种药是强项，既有传统智慧又有现代化标准

“种植药材是我们安国农民的强项。”刘立焕说。她给记者举了个例子：“一般来说种植栝楼需要搭架子，但这样一来成本必然提高，我们将栝楼和小麦套种，利用小麦收获后的秆为栝楼提供支撑，节约了成本，还增加了收益。”

“防风的种植也大有文章，与其他地方直接籽播不同，安国农民都是把防风苗整颗横着种下去，不仅省时省力，与籽播相比，防风的根系也更粗，生长更快。”杨青介绍。

“除了继承传统，我们也在大力推进现代化的高标准种植。”安国市市长赵军告诉记者。据了解，目前安国有9个标准化种植基地，还将陆续发布一批标准化的种植规范。2015年，刘立焕的合作社获得了省级中药材示范园区补贴：“前两年中药材行业整体比较低迷，影响了种植户的信心，现在有了政策支持踏实多了。”

整个安国有这么多中药材种植户，刘立焕的500亩种植面积怎样保证市场销路?刘立焕告诉记者，“种植上了规模，销路必须得有保证，所以后来我选择跟企业合作，进行订单种植，不仅省事，一亩地还能多赚四五百元。”

“我们鼓励大企业通过订单保护价格，保证药农能跟上市场节奏。”杨青表示。据了解，安国市利用区域内中药材加工企业数量多的优势，促成农民与企业对接，并通过市场检查、打假执法等工作，形成“市场调节+政府管理+企业保护”的格局。

隐忧——想要做大，得先解决烘干问题

“不仅要种中药材，还得自己繁育秧苗，这样才能做得持久。”刘立焕向记者讲述她下一步的打算。这个想法并非天方夜谭，如今，安国市正在加强中药材领域的科技创新，中药材种苗的组培脱毒已经相对成熟，并先后有10个品种完成了培育。同时，刚刚颁布的《安国市中药企业科技创新奖励办法》也对企业带动农户提高种植技术含量予以鼓励。刘立焕的想法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前几天，几位来自山西省繁峙县的农民找到刘立焕，想从她这里引进中药材种植。“能有外省的人来‘取经’，我很高兴，这跟我成立合作社的初衷一致，不是守着眼前这几百亩地，而是想把它做大。”刘立焕说。接下来她打算去山西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当地适合种哪些品种，并联系本地企业解决销路问题。

不过，刘立焕心中也有隐忧：“山西的人来找我们要种子种苗，我们得负责到底，不能只管种不管收，但是规模一大，烘干就跟不上了。”中药材对于烘干的要求十分苛刻，尤其是加工成中药饮片，一旦延误了烘干时机，品质和药效都会降低不少。“我现在有一套烘干设备，但烘干速度慢，燃料不环保，还总容易坏。”刘立焕说。而就在记者采访时，她的丈夫正在调试一台出问题的烘干机。将来，刘立焕希望能找到环保无硫的大型烘干设备。“如果烘干问题解决了，我的合作社就能更上一层楼。”

三、铜鼓 中国元素

铜鼓，一种流行于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打击乐器。铜鼓全部铜铸，一般的铜鼓鼓面直径约五十公分，高约三十公分(个别的较大)。鼓腔中空，无底。两侧有铜环耳。鼓面和敲身都刻有精致的花纹。 铜鼓按不同形制和花纹，分为八个类型：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广西北流出土一面铜鼓，高67.5、面径166厘米，重300公斤。是现今世界最大的铜鼓。全国各地收藏的铜鼓已达1400面，分散在中南、西南各地民间还有200余面。中国是世界上发现铜鼓数量最多、铸造和使用铜鼓时代最早、历史最长的地区。在古代，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曾以占有铜鼓的多少，作为代表自己统治权力大小的象征。

四、我国商周鼎器形态元素在当代视觉设计艺术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第五章 手工业

手工业

第一节 青铜冶铸业

一、基本状况

青铜冶铸是百越民族一项十分重要的手工业，约在商代初期，一些地区的越人就已开始冶铸活动。西周以后，各地越人基本上都已有冶铸业。当然，由于矿石原料及技术等众多原因，至秦汉止，各地越人的青铜冶铸水平不尽一致，有高有低。尽管如此，作为百越民族社会经济领域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地越人的青铜冶铸业在历史上仍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位于江苏及安徽南部等地区的吴国，其青铜冶铸活动早在商代早中期就已开始。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相当于"湖熟文化"早期的一些遗址如南京北阴阳营、锁金村、镇江马迹山、江宁汤山点将台遗址等，都曾分别出土了小型青铜器如铜镞、刀、斧、锥、鱼钩、戈、钺以及小型炼铜坩锅、挹灌铜液用的铜勺等，一些遗址还发现了铜渣等遗物。这些文物表明，在商代早中期，吴国地区的越人已经开始进行青铜冶铸活动。当然由于处于初创阶段，这些冶铸规模比较小，冶铸器物的种类不多，器型受中原商文化影响较多，铸造也比较粗糙。但是其用小型坩锅和挹灌铜液的铜勺等工具表明 (北阴阳营遗址出土的炼铜坩锅直径仅17厘米)，当时越人的炼铜技术与中原郑州商代早期冶铜工具用大口尊和安阳商代晚期的"将军盔"式的炼锅是不一样的，以坩锅炼铜的原始技术具有江南越文化特色，与中原同期的冶炼技术、风格不同，尽管这一技术还较落后。

西周时期，随着吴国地区越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地青铜冶铸业也有了十分明显的发展进步。至春秋末期吴国灭国前后，这一地区越人青铜冶铸业已经发展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与同时期于越的青铜冶铸业一道，堪称古代百越民族青铜冶铸手工业的典范。在这一时期吴国各地的墓葬、遗址、窖藏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种类繁杂、品质优良的各类青铜器。一些重要、精良的青铜器在吴国贵族的墓葬中被大量发现。各地考古发现的主要遗址、墓葬有丹徒宜侯墓、母子墩墓、仪征破山口、安徽屯溪西周墓、南京浦口长山子、丹徒磨盘墩、溧水宽广墩、句容茅山、金坛鳖墩、丹徒北山顶春秋墓、武进淹城、六合程桥一、二号墓、和仁东周墓、丹徒谏壁粮山墓等等。从这些重要的遗址、墓葬、窖藏等遗存中出土的青铜器主要器型有铜鼎、鬲、簋、盘、尊、提梁卤、壶、觥、三轮盘、岙、叉、刀、斧、削、锸、镰、锄、铲、耨、锤、戈、剑、矛、镞、戟、矢、鸠杖、句翟、饽于、编钟、丁宁、车器构件饰件等等，涉及到生产、生活、战争、祭祀、娱乐等方面。按类分则有容器、炊器、酒器、兵器、农具、工具、礼器、乐器、车器等近十种。至于数量，由于各地普遍发现，数量很多，难以统计，但可以个别典型墓葬为例加以分析。如江苏丹徒县大港至谏壁一带沿长江之山脉的附近山丘上，分散着大大小小众多的土墩墓，这些墓葬如宜侯墓、双墩、西烟墩山、北山顶等都是吴国贵族的葬所，这里出土的青铜器既精且多。如1984年发掘的北山顶春秋墓，被认为是吴王余昧墓，该墓出土的青铜器达376件之多。由于此墓早年被盗，其实际数量显然不止此数。1982年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墓出土铜鼎等17件，此外还有部分车马器和百余件的箭镞以及铜叉、镦等器物，总数也达一百几十件(图5-1、图5-2)。自西周以来，吴国地区的青铜器无论在冶铸技术或造型纹饰方面，都显示出强烈的地方文化特色。如铜、铁配方，分铸嵌入，焊接错金等工艺技术都处于很高的水准。西周晚期以后，各地铸造的青铜器多质地优良，不乏造型新奇之器。如奄城出土的三轮铜盘、三足叵、牺叵，溧水宽广墩出土的米筛纹镂孔盘，安徽青阳出土的双龙耳尊及羊尊等器物，都是江南仅有，风格独具的新颖器物。至于竖耳、浅腹、高蹄足外撇鼎以及铸造精良、锋利无比的剑、矛等器物，更是当地越人的代表作。各种鸟形器钮、鸳鸯形尊等，强烈显示了吴越文化的崇鸟特征。各种器物身上的几何形花纹图案，也是地方文化特征的反映。至于一些剑、矛器身的错金鸟篆文，更是吴越青铜器的著名特征之一。吴国青铜冶铸业在当时曾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部分古籍对此亦有不少精彩的记述。《战国策·赵策》在评论吴越之剑时说："夫吴干(越)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叵。"《庄子。刻意》说："夫有干(吴)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与于越著名铸剑工匠欧冶子齐名的吴人干将，"俱能为剑"，"阳作龟文，阴作漫理，一，其铸的 "干将"、"莫邪"铜剑为世之瑰宝而名扬四海。春秋末期，"吴师皆文犀长盾，扁诸之剑，方阵而行，青铜剑等兵器铸造技术达到高峰。总之，自商代中晚期以来，吴地越人青铜冶铸业发展很快。在数量、质量、造型、纹饰、冶铸技术等方面，至春秋时期已达到国内同期最高水平。属于于越的今浙江地区，商代及西初期已有青铜钟、鼎、觑、觚等青铜器出现，如在余杭石濑、吴兴棣溪、海盐和安吉等地都有零星发现。这些器型与同期中原类似器物无异，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是纹饰则有部分地方特征，如余杭石濑铜铙上的云纹，与浙江地区春秋以前印纹硬陶上的云纹很相似，安吉出土的铜鼎纹饰也有类似情况。这些器物可能为当地所产。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于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越国政治军事上的崛起，当地越人的青铜冶铸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近几十年来，在越国故都今绍兴西施山等地发现为数众多的青铜器。主要器型有铜镰、铲、削、锄、镘、犁铧、镞、剑、矛、凿等。绍兴城区及郊外15个乡近十年间共出土各类兵器和农具近百件。值得注意的是，西施山出有冶炼用的坩锅，证实此地是一青铜乃至铁器冶铸场所。与绍兴邻近的上虞、诸暨、嵊县等地，也有部分青铜器发现。除此之外，在浙江的长兴、仙居、舟山、杭州等地，近几十年来都分别发现了一些属于越国时期的青铜器。如仙居县秋山乡一东周时期窖藏中，发现有青铜犁头、钺、铲、锸、削、凿、锯、矛、镞、弩机、鼎、釜等器物。舟山岛近年出有春秋前后的青铜锸、耨等农具，这些农具为双范合铸，刃部锋利。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绍兴306号战国墓出土的青铜器。该墓共出17件铜器，其中有徐式器数件，余为越式器。越式器中的青铜屋模型最富有特色。该模型通高17厘米，平面作长方形，面宽13厘米，进深11．5厘米，房屋进深三间，各间深度均等，南面敞开，无门窗，东西两面为长方格落地式立壁。屋顶为四坡式攒尖顶，顶上还竖一图腾柱，柱顶塑一大尾鸠。整个图腾柱饰S形纹，鎏金灿烂。屋内分别塑有鼓师、乐师及歌手等数人，发髻、衣饰、表情面目等栩栩如生，人物与房屋比例结构得当。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反映当时于越人青铜冶铸工艺的高超水平。当然，作为春秋时期越国引以为豪的青铜剑铸造，在考古发掘中也有相应的发现。湖北江陵望山、藤店等地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越王州句剑以及上海博物馆藏的越王剑等，虽埋藏地下二千饰也有类似情况。这些器物可能为当地所产。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于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越国政治军事上的崛起，当地越人的青铜冶铸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近几十年来，在越国故都今绍兴西施山等地发现为数众多的青铜器。主要器型有铜镰、铲、削、锄、镘、犁铧、镞、剑、矛、凿等。绍兴城区及郊外15个乡近十年问共出土各类兵器和农具近百件。值得注意的是，西施山出有冶炼用的坩锅，证实此地是一青铜乃至铁器冶铸场所。与绍兴邻近的上虞、诸暨、嵊县等地，也有部分青铜器发现。除此之外，在浙江的长兴、仙居、舟山、杭州等地，近几十年来都分别发现了一些属于越国时期的青铜器。如仙居县秋山乡一东周时期窖藏中，发现有青铜犁头、钺、铲、锸、削、凿、锯、矛、镞、弩机、鼎、釜等器物。舟山岛近年出有春秋前后的青铜锸、耨等农具，这些农具为双范合铸，刃部锋利。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绍兴306号战国墓出土的青铜器。该墓共出17件铜器，其中有徐式器数件，余为越式器。越式器中的青铜屋模型最富有特色。该模型通高17厘米，平面作长方形，面宽13厘米，进深11．5厘米，房屋进深三间，各间深度均等，南面敞开，无门窗，东西两面为长方格落地式立壁。屋顶为四坡式攒尖顶，顶上还竖一图腾柱，柱顶塑一大尾鸠。整个图腾柱饰S形纹，鎏金灿烂。屋内分别塑有鼓师、乐师及歌手等数人，发髻、衣饰、表情面目等栩栩如生，人物与房屋比例结构得当。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反映当时于越人青铜冶铸工艺的高超水平。当然，作为春秋时期越国引以为豪的青铜剑铸造，在考古发掘中也有相应的发现。湖北江陵望山、藤店等地出土的越王勾践剑、越王州句剑以及上海博物馆藏的越王剑等，虽埋藏地下二千余年，却仍显露其精美灿烂、锋利无比的真相。长兴县发现的近十件铜剑，虽出土于酸性土壤中，除外表一层水锈外，都保存完好，有的还光泽如新，锋利无比，闪耀着当年"锋锐锷利，以刺则入，以击则断"所向披靡的余辉。春秋战国时期于越是以军事强大而兴国的，因此当时的兵器铸造占有重要地位。春秋末期越国的军事武装力量达数万人，假如每人以一件戈(重约0．25公斤)和十个箭镞(重约0．1公斤)计算，则这些军事武器装备所需的青铜量就要达数吨乃至数十吨之多。

从文献记载看，有关古籍对春秋前后越国的青铜冶铸技术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越绝书》对越国的青铜冶铸活动记载犹多，对其采矿、冶炼、铸剑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述。如"赤堇之山，破而出铴；若耶之谷，涸而出铜"，等等。晋王嘉《拾遗记》说范蠡相越时，"铜铁之类，积如山阜"。于越著名的铸剑工匠欧冶子铸造的各种名剑，更为时人瞩目而倍受赞誉。如《苟子》说："桓公之葱，太公之录，庄公之冒，阖间之干将、莫邪、巨阙、辟间，此皆古之良剑也。"当时著名的相剑家薛烛称赞欧冶子铸造的 "鱼肠"、"巨阙"等名剑时说："观其钣，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因此"虽复倾城量金，珠玉竭河，犹不能得 "越王之一剑。一代名匠欧冶子因此也成为越国青铜冶铸业发达的典型标志，古人为此发出了"得十利剑，不若得欧冶子之巧 "的感叹。总之，商周时期越国的青铜冶铸业发展水平很高，其完全可以与同时期吴国越人的青铜冶铸水平相提并论。当然，由于地下埋藏或考古发掘不多等方面的原因，从数量、种类方面看，其较之吴国略为逊色。不过，这不足以否定越国高水平的青铜冶铸业。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标志冶铸水平的高低在于冶铸工艺而不在数量。春秋时期于越的青铜冶铸工艺水平以一代名匠欧冶子等为代表，足以与吴国的干将莫邪等媲美，这一事实无论在考古发现或文献记载中都得到充分的肯定。

属于扬越范围的今江西地区，自商代中晚期以来就开始出现青铜冶铸活动。前些年发现的瑞昌古铜矿遗址，最早年代可以追溯到商代中期，这是迄今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铜矿采冶遗址。由于这个古铜矿遗址开采面大，产量也多，反映了早期扬越人青铜冶铸水平并不低。标志江西地区商代扬越人青铜冶铸活动的主要考古遗迹有吴城遗址和1989年底在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发现的一座大型商墓出土的青铜器。清江县的吴城文化遗址中出土有铜锛、斧、凿、戈、矛、卑等小型青铜器，伴出的还有部分石模和陶模，证实这些青铜器确是当地越人铸造的。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发现的商代大墓，是江南地区近20年来重要考古发现之一，其意义十分重大。据介绍，这座大墓坐落在高耸的沙丘中央，室内有一棺一椁，墓室中各种器物均有规律地分布着。其中出土青铜器485件、玉器754件(颗)、陶器356件。青铜器数量之大，品类之多，造型之奇，纹饰之精，铸工水平之高，堪称江南商墓之冠，在全国尚属罕见。青铜器具有商代中晚期的作风，器型有方鼎、圆腹鼎、假腹豆、四羊基、提梁卤、直内戈、觑、鬲、瓿、铙、刀、耨、觚、短剑、单翼镞、靴形器、犁铧等等，其中不少种类在全国商墓出土物中是前所未有的。器物的纹样和装饰附件上虎的雕塑性动物形象极其盛行，独有的带状燕形纹也很普遍。从许多器物纹饰中密布几何形云雷纹等越地常见纹饰和铸造采用陶模与石模并用等方面分析，这些青铜器应是吴城青铜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与殷商文化关系密切的中国南方土著青铜文化遗存。

新干商墓出土的这些青铜器，有一些器物与中原商代同类器类似，反映了中原商文化对南方越文化的影响和浸润。除此之外，还有相当部分器物属于越文化系统，如云纹尾部上翘的铙、刮刀、两翼刃一长一短的镞、犁头以及靴形器、立耳饰虎雕的扁足鼎等，都独具风格。新干商墓这批铜器的发现，有力地证实了古代部分地区的越人在商代中晚期就已经有了比较高的青铜冶铸技术，扬越人的青铜冶铸业此时已较发达，某些铜器的铸造水平，甚至超过了同期中原商文化的水平。

西周中晚期至战国时期，这一地区越人的青铜冶铸水平仍有一定的发展进步。瑞昌铜岭古矿冶此时仍在开采冶炼，这一时期各地铜器的主要种类有刀、镞、矛、凿、钟、鉴、钩、鼎、盘等。从器物的形态看，清江吴城一期出土的一件凤鸟形捉手铜器盖上的凤鸟造型与器身的变体兽面纹都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如清江、靖安等地出土的器型风格，明显受吴越文化的影响。清江临江镇还出有"工渔"即"勾吴"等铭文的铜钟11件，显系吴国传人。总之，属于扬越地的江西地区，在百越民族系统中，其青铜冶铸业的起始年代较早，发展水平也较高，在百越的青铜冶铸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至于该地重要的瑞昌古矿冶，这一铜矿的开采冶炼状况下文将进一步予以介绍。

属于闽越的今福建、台湾及浙东南部分地区，商周秦汉时期也有一些青铜冶铸活动。见于福清东张遗址上层的3件残铜器及台湾圆山文化遗址上层的青铜双翼镞和环等小件青铜器，当是闽越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青铜器，其约当商代或略迟一些时间。1978年从崇安县取下的一具武夷山船棺身上，可以明显看到斧凿砍凿及刨削的痕迹，表明商末周初当地越人可能也已经制造和利用部分小型青铜工具用于木器制造业。西周至秦汉时期的青铜器在福建的光泽、崇安、浦城、政和、大田、建瓯、福安、闽侯、福州、南安、漳浦、武平等地都有零星发现，主要器型有锛、斧、矛、削、剑、匕首、镞、镘、钟等。这些器物大多较小，数量也少，总数约在30、40件之际。成批出土的青铜器仅见南安县大盈村1974年发现的一批器物，计有戈5件，戚2件，矛1件，匕首2件，锛2件，铃8件以及几件玉戈、璜等器物。这些铜器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如两件铜锛都作长条形有段状，与新石器时代的有段石锛十分相似。铜戚的近内壁饰有网状纹，铜铃的表面饰有曲折纹和波浪纹，这些纹饰与当地的印纹硬陶纹饰相类似。因此，可以肯定这批铜器为当地越人铸造，时代约当春秋战国之际。秦汉之际，崇安汉城有一些冶铁遗迹，但青铜器反而少见，近些年考古发掘仅见少数钟洗车饰残件等，与陶器、铁器不成比例。浙东南的临海郡安阳、罗江及台湾夷州的越人，至三国时期，据《临海水土志》记载："其地亦出铜铁，唯用鹿角矛以战斗耳。"然而当地越人的生产工具及兵器等，仍大多以骨、石器为主，铜铁器较为罕见。从上述分析可知，商周秦汉闽越地区的青铜冶铸业在千余年的时间内始终是不发达的，他们的冶铸活动大致仍停留在铸造少量小型器物的水准上，铸造的器物也较粗糙不精，与吴越等地越人的青铜冶铸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地处浙东南的东瓯，与闽越同属于东越族系。在汉武帝封东瓯王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地亦有部分越人居住生息。临海市上山冯春秋战国遗址发现的二个窖藏中，出有青铜剑、矛、锸、耨、铲、锯、犁形器、釜、鼎、墩以及饼状铜块近50公斤。玉环县三合潭上层遗址出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剑、矛、锸、耨、铲、镞、凿、鱼刺、鱼钩、斧、钺、锛等器物。这些器物可能与春秋时期的于越有关，但是这些青铜器的持续存在，对东瓯人的青铜冶铸业也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因此时至三国，临海郡的安阳、罗江等地的"安家之民"才会"其地亦出铜铁"，尽管这些地区的冶铸业是不太发达的。

属于扬越的今湖南、湖北部分地区，商周时期虽然当地混杂有一些濮、越民族，但居于此地的部分越人在青铜冶铸活动中仍较多地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风格，两地的越式青铜器仍有不少的数量。如湖南零陵菱角塘西周遗址，出有典型的越式鼎，这些鼎立耳、浅腹、条形足。在资兴等地越人墓中也有出土。此外两地还出有蚕式尊、几何纹壶、越王剑、矛等器物。矛的中脊往往饰有变形铲币状图案装饰，其上饰一"王"字形，或铭"越王"二字，故称"越王矛"。这种矛在长沙浏城桥，益阳新桥、宁乡，衡阳周家坟山等处均有发现，造型纹饰与南越等地的同类器基本相同。靴形铜斧在衡山、江华沱江、耒阳等地均有发现，其中图形装饰的人物多持斧钺，身佩环首刀，出没于荆棘丛中。越式铲在湘乡、零陵、祁阳、常德、邵阳、武岗等地均有发现，说明越人分布范围远及沅江流域。湖北崇阳出土的铜鼓，与福建闽侯黄土仑商周遗址出土的陶鼓模型形状几乎一致，与浙江绍兴306号战国墓出土的铜屋模型中的铜鼓也较类似，它们都是一横置的橄榄状鼓身，下置鼓架，与西瓯骆越等地出土的铜鼓不同，属于另一种越式鼓。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经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不少古矿冶遗址遗物，包括炼铜竖炉及铜铁器等。1985年鄂东南的阳新县富池镇又发现港下古铜矿遗址，清理出竖井、平巷及铜锛、削等遗迹遗物。鄂东南地区的古铜矿最早年代可能早到西周晚期，而这一时期活跃于此地的居民是扬越人而不是楚人，因此有学者认为铜绿山铜矿是先由越人开采而后易手于楚人的。

从总的情况看，商周时期地处湘、鄂部分地区的扬越人，已有一定规模的青铜冶铸业，器型及制造风格具有明显的越文化特征。在数量上虽不能与吴、越地区媲美，但也不在少数。如1978年发掘的资兴旧市春秋墓，20座有随葬品的墓中共出铜器60件，器型有鼎、矛、戈、镞、镦、剑、锛、斧、削、钺、铜条、铜片等，铜器占出土物总数的52％。当然，从现有考古资料看，扬越人的青铜冶铸业最大的成就当在于开采铜矿，这方面的情况下文将再作介绍。

南越地约为今广东及与广西部分交界处，商周以来，当地越人在中原及楚文化的直接、间接影响下，青铜冶铸业始有起步，至春秋战国秦汉间，达到很高水平。目前已知南越地区年代最早的青铜器当为饶平出土的一件铜戈，其铸作粗糙，造型风格不同于中原内地，当为本地产品，年代约为商末周初，表明此时已有青铜冶铸活动。春秋时期，南越地区的青铜冶铸业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此时的青铜器无论在质量、数量方面，都达到新的高度。清远马头岗曾连续发现两座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墓葬，都以青铜器为主要随葬品。此后又在肇庆、四会、龙川、罗定、佛山、怀集等地先后发现38座同时期墓葬，共出文物879件，其中铜器719件，占总数的80％以上。这些器物有鼎、孽、鉴、益、壶、盘、缶、编钟、钲铎、剑、矛、镞、钺、斧、凿、削刀、匕首、人首柱形器等达50余种，其中兵器和工具占大多数，达593件之多。与广东近邻的广西、湖南等部分交界地区，也出有部分青铜器，如灌阳、贺县、恭城等地出土的耨、饶、尊、人首柱形器等。春秋战国时期南越地区的青铜器成分比较复杂，这些器物中有的为中原、楚地乃至长江流域地区流人的，有的与西瓯、骆越乃至西南滇濮民族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从主流看，应该看到当地越文化的因素在青铜器中仍占重要地位。如各地出土的削刀、附耳筒、圆球形器、人首柱形器、越式鼎、"王"字形矛等，都极具地方特色。广东罗定、四会鸟旦山、清远马头岗、肇庆北岭松山等地墓葬出土的"王"字形矛，黥面贯耳的人首柱形器，饰有勾连雷纹，S形圆涡纹的附耳筒等，可说是此时南越地区越式青铜器的代表器物(图5-3、图5-4、图5-5)。当然，从总体上讲，此时南越地区的青铜冶铸业尚处于初创阶段，发展的步伐是比较缓慢的。由于受中原、楚地、西瓯骆越及西南百濮等民族的多方影响，其青铜冶铸的文化内涵也显得复杂特殊一些，这是吴、越、闽越等地所没有发生的。

秦汉时期，南越的铜器冶铸业虽然受到新兴的铁器的挑战，但其发展水平并没有停滞，在某种程度上，仍有一定的发展进步。《广州汉墓》介绍的近几十年间广州地区发现的182座西汉早期即南越王时期墓，其中90座出铜器，器形类别有容器、盛置、炊煮、日用、兵器、切削、车饰、乐器、服饰、钱币等。其中有瓿、壶、扁壶、蒜口瓶、钫、樽、卮、提筒、鍪、釜、甑、锅、觑、蚕、鼎、洗、熏炉、剑、戈、矛、镦、弩机、镞、削、锛、各种车饰、铃、饶、鸡形钮饰、铜牌、俑、带钩、指环、印章、镜、珠、半两、铜帽、铜条等约六七百件。1983年发现的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了为数众多的青铜器，使我们对南越国时期的青铜冶铸业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据报道，南越王墓出土的铜器有镜、熏炉、提筒、盆、串珠、镞、剑、弩机、弹丸、框架、支灯、带钩、鼎、鉴、方炉、叵、卮、勺、车饰件、帐钩、钮钟、甬钟、铙、锤、钫、瓿、壶、罐、鍪、洗、锯、杵、臼、钲形器、镦形器、牌饰等三四种，剔去镞等小件器不算，也有好几百件。这批铜器除少部分为楚器及中原内地制作之外，大多为本地铸造。如不少鼎、钫等刻有"蕃禺少内"、"蕃禺等铭文。一套8件的铜铙，刻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 "铭文。文帝即南越文帝，九年即汉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大方炉炉盘长61厘米，宽52．5厘米，周缘铸蟠龙纹，每边有铺首提环，炉底有四个活动的铜轮，可以推动。与小方炉一齐出土时，炉内塞满黄土泥范，表明这些炉未经去范处理便人葬，显然为本地铸造。南越王墓出土的这批铜器，许多器物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如提筒、越式鼎等，为先秦岭南等地传统的越器。不少铜器器型很大，铸造技术复杂，构件繁多。如越式大鼎，高55厘米，口径51．7厘米。炉底附有铜轮推动的大方炉，结构复杂的铜支灯、屏风框架等，都反映汉代南越人的青铜冶铸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图5-6、图5-7、图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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